“谁来说？怎么说？
严家炎问，“直接驳斥？容易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现在这气氛……”
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都感觉到了那股正在社会情绪中暗暗滋长的力量，它混杂着合理的自豪、历史的悲情、对落后的焦虑以及对“翻身”的急切渴望，简单而猛烈，不易疏导，却极易被引向歧途。
一月的中国舆论场，开了锅。
《文汇报》那篇《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像一根扔进滚油里的冰凌，炸得噼啪作响。
叫好声、附和声、驳斥声、忧虑声，从全国各地、各种报纸上喷涌而出，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
《青年报》率先接招，发了篇《自信与虚心——与卫华同志商榷》。
文章肯定了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初衷，但笔锋犀利：“……自信绝非自大，更非排外。晚清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败不在‘师夷’，而在‘制夷’之策未全、封建之体未变。今日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有益文化成果，正是为了加速自身发展，最终实现‘制夷’——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若因噎废食，因怕‘迷失’而拒绝学习，岂非重蹈故步自封之覆辙？聂伟平钻研日本棋谱，许成军熟读西文原著，何尝妨碍他们成为‘中国骄傲’？真正的强大，在于有消化一切养分而壮大自身的胃口与能力。”
这边话音刚落，《文艺争鸣》杂志便刊出一组笔谈，观点交锋更为直接。
一位老作家写道：“《道路》一文，情绪可嘉，逻辑堪忧。它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为‘中/西’‘我/他’的对立选择。许成军‘器物论’之可贵，恰在于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器物是中国的，但器物承载的生活史、意义链研究方法，却可沟通人类普遍经验。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瓷器，与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陶器、日本学者研究茶道器具，在方法论上完全可以对话互鉴。文化自信，应是对话时的底气，而非转身时的背影。”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该文有意无意地将‘学习外国’与‘丧失主体’捆绑，制造一种非此即彼的焦虑。这种思维，与它所要反对的‘言必称希腊’的迷信，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预设了一种纯而又纯、固定不变的‘中国性’或‘外国性’。但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流动、杂交、再生。汉唐气象，正在于包容胡风；五四新文化，正是嫁接西学之果。关起门来‘纯种’的文化，只会走向枯萎。”
当然，为《道路》一文叫好、甚至进一步发挥的声音，同样强劲。
某地方省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自己的道路”要义何在？》，认为：“当前思想界有一种倾向，对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囫囵吞枣，甚至以搬弄新名词为荣。许成军现象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拨。它昭示我们：理论的生机源于脚下的土地。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并非拒绝外来知识，而是要求确立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一切学习、借鉴，最终要服务于认识中国、建设中国这个根本目的。在此意义上，‘道路’一文虽有偏激之处，但其警醒作用，不可轻忽。”
更有一些小型理论刊物，文章观点趋于尖锐。
《探索与批判》上一篇文章写道：“‘文化自信’的提法很好，但必须警惕其被学院化、中性化，从而消解其应有的斗争性。自信从何而来？从对自身文化优势的确认中来，也从对西方文化霸权及其国内代言人的批判中来。许成军的理论被一些人解释成可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工具，这恰恰弱化了其挑战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锋芒。真正的自信，应当包含说‘不’的勇气和能力。”
一时间，报纸杂志上硝烟弥漫。
“主体性”“话语权”“借鉴与依赖”“开放与迷失”……
一个个大词在铅字间碰撞，各种观点相互辩难、激荡，形成了八十年代初罕见的思想争鸣场面。
这争鸣里，有学理的探讨，有时代的焦虑，有真诚的思考，也不乏门户之见和情绪宣泄。
连《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也持续发文，参与引导讨论，力图将这股汹涌的思潮纳入理性、建设性的轨道。
《光明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核心观点一以贯之：“提倡文化自信，是为了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二者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任何将二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舆论的躁动一旦被点燃，便有其自身的惯性。
在民间，尤其在部分青年和基层群众中，那种因聂伟平连胜、许成军成名而激发的亢奋情绪，与对近代屈辱历史的集体记忆、对快速改变现状的迫切渴望交织在一起，使得“走自己的路，少提外国那一套”的朴素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一些单位的学习会上，开始出现对“盲目引进”“崇洋媚外”现象的激烈批评，气氛微妙。
这一切的肇始，竟可追溯到许成军那篇关于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
从对一种外来文学标签的文化政治批判，到“器物论”“中介化”理论体系的提出，再到被赋予“文化自信”构建路径的宏大意义，最后卷入一场关于改革开放方向、中西文化关系的全民性论战——思想的涟漪，竟能扩散得如此之远，影响得如此之深，恐怕连许成军自己都始料未及。
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赞誉与期许如潮水般涌来，误解与曲解也如影随形。
他的名字，成了一个符号，被不同立场的人引用、阐释、争夺。
一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
标题平实，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关于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作者：许成军。
文章开篇，没有回避争议：
“近来，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讨论很多，观点各异，有些甚至针锋相对。作为一名在师友帮助下、刚刚开始一些理论探索的青年学人，我本无资格对如此宏大的时代命题妄下断语。但鉴于讨论中常提及拙作，为避免更多误解，不揣浅陋，谈几点粗浅的思考，求教于方家与读者。”
姿态放得很低，但接下来，观点清晰而坚定：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思想理论等诸多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全方位的、不小的差距。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现实。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正是为了看清差距，学习先进，尽快赶上。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虚心，更需要耐心。任何轻视差距、盲目自满的情绪，都无助于我们的进步。”
“其次，文化自信，绝不等于，更不能导向闭关自守。”笔锋在此变得沉重，“晚清旧事，殷鉴不远。彼时朝廷中亦有‘天朝上国’心态，视外来技术为‘奇技淫巧’，对外部世界剧变懵然无知或刻意回避，结果是什么？是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思想观念亦僵化落后，最终国门被炮舰轰开，陷入百年屈辱。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更新，与世隔绝的‘自信’，不过是顾影自怜，最终会演变成可悲的‘自欺’。”
文章回到自身理论：
“我所探讨的‘物质文化诗学’或‘中介化’视角，其出发点，正是试图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厘清其肌理与脉络。这好比医生治病，先要透彻了解病人的体质、病史。唯有如此，当引入外来药物（知识、技术、理论）时，才知道如何配伍，如何化用，使之真正有益于自身机体，而不是产生排异反应或造成新的伤害。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以我为主、充满主动性的‘学习’。”
“因此，”许成军总结道，“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一种‘清醒的自信’‘开放的自信’。清醒，在于知不足，知差距，知方向；开放，在于有胸怀，有胆魄，有能力去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它赋予我们的，不是转身背对世界的勇气，而是平等站在世界面前、与他者进行有尊严、有建设性对话的底气。它要求我们，既深耕自己的土地，也仰望共同的星空；既珍视独特的传统，也拥抱普遍的价值。”
“这条路，注定是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路。它拒绝妄自菲薄，也警惕妄自尊大。它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之后的数代人，拿出比先辈更多的智慧、更大的韧性，去学习，去消化，去创造。”
“路漫漫其修远兮，与诸君共勉。”
文章不长，但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既有历史纵深感，又紧扣时代脉搏。
它没有回避敏感问题，没有迎合任何一种极端情绪，而是努力在“开放”与“主体”、“学习”与“自信”之间，寻找一种辩证的、建设性的平衡。
文章见报，如同在沸腾的舆论大锅中，注入了一瓢理性的清水。
激烈的争论并未立刻平息，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复杂的思考，开始在一些人心中萌发。
许成军用他冷静而有力的笔，将自己从那场将他符号化的喧嚣中，部分地剥离出来，重新定位为一个思考者、一个探索者，而非一个简单的口号或旗帜。
当然，这篇文章也必然引发新的讨论、新的解读，甚至新的攻讦。
但在1981年1月的这个清晨，当无数读者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这些文字时，许多人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清晰与踏实。
它像一枚定盘星，在思潮激荡的漩涡中，努力标定着一个方向。
那方向，向着开放的世界，也向着深耕的故土；向着璀璨的未来，也向着厚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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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声波下，似乎为了印证许成军自己的话。
许成军的新书《我在暧昧的日本》出版了。
他这本书开篇就是最鲜明的展示当今日本在制度、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的成就。
这又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本来作家出版社还在犹豫，但是这一个月的风波，把许成军再一次吵到了空前的高度。
太高了，高山仰止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