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许成军的理论里生发出“审美中介论”，有人探讨“物质性与民族心理建构”，还有人试图用这套框架去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连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也写了篇《从古代农具革新看技术中介与社会意识变迁》，投给了《自然辩证法通讯》。
许成军这个名字，连同“器物”“中介”“文化自信”，成了这段时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它们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论文里，也出现在单位的学习简报上；
出现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讨论中，也出现在工厂宣传科的广播稿里。
一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合力，正把这个原本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推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而随着理论热度的飙升，许成军“过去”的作品，也被重新打捞出来，放在聚光灯下反复端详。
《红绸》自不必说，这本让他崭露头角的小说，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次加印，书店里一度脱销。
人们带着新的眼光重读那些关于家族、革命、传承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物质文化诗学”的早期痕迹。
更早的《试衣镜》《八音盒》等短篇、中篇，也被翻出来重新刊载、讨论。
那些细腻到近乎琐碎的物质描写——一面镜子的水银剥落，一架旧八音盒转出的走调旋律，一件旗袍上精致的盘扣——曾经被一些评论认为“过于注重细节”，如今却成了印证其理论“一以贯之”的绝佳注脚。
有评论家写道：“原来，理论的种子，早已深埋在他创作的泥土里。”
甚至他当年为考复旦而写的那篇《野蔷生处是吾乡》，也被某文学杂志找出来重新发表。
读者们惊讶地发现，那个写知青生活的稚嫩笔触里，已经隐约有了对土地、农具、乡野物事的执着凝视。
诗歌和散文也不例外。
他早年零星发表的一些诗作，如《北乡等你归》的歌词，被谱成不同版本，在年轻人中间传唱。
那篇记录西北之行的散文《黄沙与萤火》，更是被多家报刊转载，文中对风沙、土窑、旱塬、栽树人的描写，与“器物生活史”的理论相互映照，显得格外厚重有力。
出版社闻风而动。
上海文艺出版社紧急策划《许成军作品集》，打算将其小说、散文、理论文章一并收录。
有嗅觉更灵敏的书商，开始搜集他散见于各类报刊的评论、访谈、随笔，准备汇编成《许成军文录》。
这种对一个在世作家、尤其是如此年轻作家作品的全方位挖掘与大规模传播，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是空前的。
过去的作家成名，往往靠一两部重磅作品，理论家成名，靠的是体系建构。
像迅哥儿、郭沫若那样既能创作又能理论的，已是凤毛麟角。
到了当代，学科分野日益精细，写小说的不太懂理论，搞理论的往往写不好小说，能在这两个领域都游刃有余的，除了钱锺书等极少数大师级人物，几乎再无他人。
而许成军，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竟然同时在这两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他的小说被广泛阅读，他的理论被严肃讨论。创作与理论，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与共振。
于是，“年轻的大师”这个称呼，开始在一些文章里悄然出现。
起初是小心翼翼的试探，带着惊叹号：“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洞见与笔力，或可期待一位‘年轻的大师’？”
渐渐地，这个称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也越来越肯定。
某位资深评论家在《文艺研究》上撰文，标题便是《“破壁”与“立格”——论许成军现象及“年轻大师”的可能》。
文章写道：“‘大师’之谓，向重积淀，贵暮年。然观中外文化史，亦不乏少年英发、早慧天成者。许成军同志在创作与理论双领域的突破，其意义不仅在于具体成果，更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关于‘大师’生成路径的某些刻板想象。新时代，或应有新的衡量尺度。”
这番议论，在学界内外都引发了激烈争论。
有人激赏其锐气，认为时代需要标杆；有人则不以为然，觉得“大师”岂可轻许，捧杀尤甚于棒杀。
但这争论本身，又进一步炒热了“许成军现象”。
这股热度，终于彻底烧出了学界和文艺圈，蔓延到了街头巷尾。
上海，南市区老城厢的万安里弄堂。
下午四点多，日头西斜，弄堂口传来孩子们清脆的童谣声，用的是沪语方言，调子却是自己胡乱编的，带着跳跃的节奏：
“许成军，真来赛（厉害），
写文章，嗲得来（好极了）。
勿谈天，勿讲地，
就讲屋里厢格老物事（家里的老东西）。
奶奶格铜脚炉（铜脚炉），
爷爷格紫砂壶，
阿爸格旧手表，
妈妈格嫁衣裳……
伊讲里厢有故事，
有眼泪，有风光，
有阿拉中国人自家格老底子！
许成军，真来赛，
文化自信心里厢！”
几个穿着棉袄、脸颊冻得通红的小囡，一边跳着橡皮筋，一边齐声唱着。
弄堂里正在生煤球炉子的阿姨听了，探出头笑骂：“小赤佬，哪里学来格？”
“学校里老师教格！”
一个小女孩笑嘻嘻地回答，“阿拉班级文艺表演要唱这个！”
类似的情景，并非孤例。
这童谣不知最初从哪里传出来，或许是从某个小学音乐老师那里，或许是从某家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它用一种最民间、最质朴的方式，将那些高深的理论术语，转化成了孩子们也能感知和传唱的东西。
“文化自信”这个宏大的概念，竟然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渗入了市井生活。
全中国的人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轻轻拨动了。
知识分子在思考“主体性”，工人在讨论“器物里的精神”，学生在传唱“文化自信”的童谣，家庭主妇在整理老物件时，或许也会下意识地端详片刻，想想它承载过什么。
一种广泛而不均匀、热烈而有些茫然的文化躁动，在八十年代第一个岁末年初，悄然弥漫。
这躁动里，有对“年轻大师”的殷切期待，有对“文化自信”的热切渴望，也有在时代急流中急于抓住点什么、确认点什么的集体无意识。
京城，钱锺书先生家中。
有客人来访，谈起外间的这些热闹。
钱先生听完，只是微微一笑，用他惯常的、略带讥译的平静语调说：“‘大师’是别人叫的，学问是自己做的。热闹是别人的，书房是自己的。”
客人到是习惯了这种讥笑。
就看看年轻人的定力如何。
....
回到仙舟馆，章培横和王水照都在，脸色都有些复杂。
“听到外面怎么叫你了吗？”章培横问。
许成军点点头，没说话。
“压力大吧？”
王水照拍拍他肩膀，“别管外面。学问是一步步做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
许成军奇了：“为什么大？”
“你实至名归？”
“虚名而已，概不接受。”
“嚯！”
“只是风向不对。”
“哪不对？”
“哪哪都不对。”
可他也知道，无论哪不对，那顶“年轻大师”的帽子，无论他接不接受，都已经隔着千山万水，沉沉地悬在了他的头顶。
它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意味着严酷百倍的审视；意味着汇聚而来的资源，也意味着避无可避的漩涡。
夜深了，他独自坐在书桌前，没有开灯。
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清晰的格影。
桌上，摊开着新收到的读者来信，厚厚一叠。
有崇拜，有求教，有鼓励，也有不着边际的幻想，甚至还有年轻姑娘热烈直白的倾慕。
他拿起一封字迹稚嫩的信，是一个西北县城的高中生写来的。
信里说，读了关于他的报道和文章，很受鼓舞，决心好好读书，将来也要研究自己家乡的“器物”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