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中国文坛，冰面乍裂，春水湍急。
新生的力量破土而出，旧日的积怨与沉疴，也随着政治氛围的松动，重新浮出历史的水面。
就在不久前的《诗刊》1980年第3期上，76岁的仃灵发表了《也頻与革命》一文，借纪念丈夫胡也頻牺牲五十周年之机，言辞激烈地抨击了78岁的沈崇文及其旧作《记仃灵》。
这篇回忆散文写于1934年，当时仃灵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生死不明，沈崇文悲愤之下著文悼念友人兼施舆论压力。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当仃灵从日本友人处获赠该书的日文版，读到其中关于他们在1929年上海萨坡赛路204号合租生活的细节描写时。
仃灵勃然大怒。
在文章中愤愤发声！
称沈崇文的《纪仃灵》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纯属捏造”。
称沈崇文对她与胡也頻的革命关系“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根源是啥呢？
老沈在《记仃灵》中有仃灵三人“同住”的描写，暗示“三人行”关系；
而沈崇文坚称书中所述为事实，且无恶意。
这几乎是1980年文坛最大的公案了！
《读书》杂志编辑部。
沈昶文拿着那本《诗刊》，对着同事董锈玉摇头苦笑：“《记仃灵》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当时崇文先生也是一片好心，以为仃灵同志真的牺牲了，写篇文章既是纪念，也是呐喊。谁能想到……”
董锈玉正整理着读者来信，头也不抬地接话：“昶文同志，你这想法可有点简单。好心归好心，笔下涉及女同志的名节与早年私谊，几十年后被人读到，感到被歪曲、被冒犯，不是很正常吗？将心比心，要是有人这么写你，你乐意？”
她顿了顿，语气更犀利了些，“我看啊，你这还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觉得人家女同志不该小题大做。”
沈昶文被噎了一下，讪讪地放下杂志。
这年头女权真女权，能顶半边天，这是教员说的。
不过要说仃灵平生最崇拜的也是教员。
“难道崇文先生是空穴来风？”
“那都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如何能考证？”董锈玉撇撇嘴。
“哦....”
仃灵的文学才华和革命资历他佩服，但是在私生活上，是一个前卫的人。
在生活上，也确是一个自我的人，从子女上学上就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他私下里觉得，那位自称“乡下人”、近年来愈发沉默寡言、只埋头研究古代服饰的沈崇文先生，或许在记述往事时更贴近他认知中的“老实”。
可这话，确实不适合跟女同志深辩。
他摇摇头，把纷杂的文人旧怨暂抛脑后，面前还有堆积如山的稿件需要处理。
《读书》杂志自1979年创刊，定位于“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旨在为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和大学生提供一个解放思想、探讨学理、碰撞观点的平台。
这定位让他们享有极高的声誉和期待，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审稿压力。
来稿质量参差不齐，观点五花八门，既要保持思想锋芒，又需把握敏感分寸，沈昶文常感头疼。
正当他对着几篇观点陈旧或逻辑混乱的稿子皱眉时，主编范用踱步过来，一眼瞥见他桌上摊开的《诗刊》，打趣道：“哟，昶文，工作时间也研究起这文坛‘桃色旧闻’了？”
沈昶文连忙解释：“范公，您可别取笑我，我这是……了解一下文坛动态，主要还得看诗嘛！”
范用笑了笑，不再玩笑，神色认真起来，将手里几页稿纸轻轻放在沈昶文桌上：“正好，有篇稿子，你看看。复旦朱东润朱老先生亲自递过来的，他那个学生的文章。我初读了一遍，觉着……很好，非常好，锋利，有见地，完全符合咱们‘读书无禁区’、鼓励真思考的创刊想法。但问题也在这儿，观点太尖锐，像一把手术刀，直插到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赖以安身立命的认知根基里去了。发表出去，动静小不了。”
一听是朱东润先生推荐，又让范用如此评价，沈昶文立刻提起了精神。
《读书》能迅速打开局面，离不开与京沪两地高校尤其是复旦这样学术重镇的密切联系。
他拿起稿纸，标题是《从魔幻现实主义中看中国》，作者：许成军。
这个名字他当然不陌生。
近半年文坛风头最劲的青年，日本载誉归来，巨额稿费捐赠闹得沸沸扬扬，没想到笔下还有这等文章。
他沉下心，读了起来。
起初，目光是编辑审稿时的冷静审视，但很快，速度就慢了下来，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
读到关于联合果品公司在拉美的掠夺、关于1928年哥伦比亚香蕉种植园大屠杀与《百年孤独》中“两百节车厢尸体”意象的联系时，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了敲。
这些史料是否杜撰，他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如此直接地写出来，并得到朱老先生的推荐。
想来也不会作伪。
但如此赤裸、如此具体地被嵌入文学批评的框架，并直指西方话语的遮蔽性，在国内评论中实属罕见。
文章的后半部分，矛头转向自身，提出了那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问题：如果拉美的血泪可以被“魔幻化”消费，那么中国的苦难与抗争，是否也会面临同样被异化、被抽空历史具体性的命运？
最后关于“文化定义权”、“叙事权”和“集体性失语”的疾呼，更像一记重锤，敲在沈昶文的心上。
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远处电车铃响。
沈昶文读完，长长吁了一口气，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看完了？”范用一直坐在对面，观察着他的反应。
“看完了。”
沈昶文将稿纸理齐，沉吟着，“范公，这篇文章……力道十足。它不是在争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手法好不好、该不该学，而是直接掀了桌子，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自觉地用别人的桌子吃饭，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用别人的概念来消化自己乃至他人的血肉？”
“说到点子上了。”
范用身体前倾，目光灼灼，“这才是它最值钱的地方。现在文坛，包括咱们收到的很多稿子，谈借鉴、谈创新、谈现代派，大多还是在‘术’的层面打转，纠结于技巧、形式、流派归属。
但这篇文章，跳到了‘道’的层面，谈的是文化主体性，是话语权，是文明在思想上的独立生存权。它把拉美的文学现象，变成了一面照向我们自己的镜子。”
沈昶文点头，又指出问题：“但是，正因为它戳到了根本，也最危险。尤其是把西方对拉美的文化解读，直接类比为可能对中国历史的解读，这个联想太敏感。还有，对魔幻现实主义标签的批判，几乎是在挑战当前文学界一股不小的崇新热潮。发表出来，怕是要捅马蜂窝，骂声不会少。”
“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