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笑了，神采飞扬，“昶文，咱们办《读书》，怕过骂声吗？‘读书无禁区’，这句话不是贴在墙上好看的。有争议，才说明文章有价值，戳中了要害。”
范用是个聪明人，也是从抗战时期过来的，一生跟书打交道。
他最善下注，也最擅长在书堆里看外面的风风雨雨。
他曾有“三多先生”之称，即“书多，酒多，朋友多”。
夏衍曾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他住过的东总布胡同小院，曾是文化界人士交流的交通枢纽，汪曾祺、杨宪益、等人常聚于此。
最出名的成绩是莫过于策划出版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重要作品。
他指了指稿子：“你看，他没有全盘否定拉美文学的价值，也没有简单排斥西方理论，他批判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依附和安全的消费心态。这个立论，是站得住脚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来给眼下热得有点发昏的借鉴潮泼泼冷水，让大家的思考能沉下去，深一点。”
沈昶文再次浏览稿件，目光停留在最后几行：“‘夺回对真实世界的定义权与叙事权’……这话说得重，也说得准。范公，我同意发表。不过，是不是需要在某些措辞上稍作修饰，让批判的指向更集中于‘文化认知范式’问题本身，避免被简单理解为排外或政治指控？比如，强调这是学术讨论、思想争鸣。”
“嗯，这个建议好。”
范用赞许道，“可以给作者提些修改建议，但要以尊重原意和锐气为前提。朱先生推荐来，想必也是信任我们的眼光和操守。这样，昶文，你亲自跟这位许成军同志联系一下，约他来谈谈，或者通信具体沟通修改意见。我们要让这篇文章，以最有力、同时也最稳妥的方式面世。”
沈昶文点点头。
“这许成军倒是多头钻，文学界、思想界、评论界，基本让他占了个全，有点胡适之年轻时候的意思。”
吴永下意识皱眉，却又莞尔。
年轻的胡适之挥斥方遒，才华跃然纸上，报国热情高涨，可不是这个模样？
“放心吧，现在的环境出不了胡适之，倒是出个钱钟书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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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的邀约是朱先生推荐的，他的原话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剖析、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呼唤，与眼下《读书》上关于‘西学’、‘启蒙’、‘文化反思’的讨论正相契合，甚至能带出一股新的思考风气。”
许成军自然欣然应允。
接到沈昶文的电话后，许成军去了趟《读书》杂志社。
在一间堆满稿纸和校样的办公室里，他与沈昶文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沈昶文说话慢条斯理，眼神却敏锐，他建议将原本较为学究气的标题《从“魔幻现实主义”看中国文学》改为更鲜明、更富对话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背后：拉丁美洲现实与中国文学的镜鉴》。
“这个标题更‘破题’，也更容易引起普通知识读者的共鸣。”
沈昶文推了推眼镜，“成军，你这篇文章写得狠，也写得准。不过有些地方语气可以再收一收，咱们摆事实、讲道理，效果反而更扎实。”
许成军虚心接受，两人逐段推敲，修改结束时已是傍晚。
吴永正好在社里，听说许成军在，便抽空过来见了一面。
他言辞亲切，听说许成军与汪曾祺是忘年交，更是笑着拉住他的手：“汪老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以后常来坐坐，《读书》欢迎你这样有锐气、有见地的年轻人。”
许成军连道“不敢”，却着实有些受宠若惊。
吴永过去接触的都什么人啊？
我许成军也上桌吃饭了是吧？
回去的路上，他在街边报刊亭顺手买了本新出的《诗刊》，翻到仃灵那篇略带火气的随笔，读罢只是笑了笑。
八十年代文坛百花齐放，文人之间借着刊物阵地相互辩难、甚或攻讦，早已是常事。
几十年的风雨曲折，的确扭曲了不少人的心性与文笔。
至于要站在哪一边，他并无切身之痛，也无宿怨旧债，只当是观察一段鲜活的历史性情，当八卦听听也就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民国走来的那批女性文人，倒真是个个性格鲜明，笔下各有山河。
八卦一个比一个多。
仃灵最具传奇色彩的恋情，要数她与冯雪峰的感情纠葛，仃灵与胡也頻在一起时，结识了冯峰，冯雪峰的才华和气度深深吸引了她，仃灵很快便陷入了热恋，在那个年代，仃灵竟然提出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三人同居。
当然这只是仃灵个性鲜明的一部分。
不过仃灵的一生大抵是幸福的，到了临终时，还有陈明爱着他，在生命地最后一刻，她对陈明说：“最后亲亲我，抱抱我。”
与前卫的仃灵、断情绝爱的张爱灵、“娇妻”杨降、众星捧月的林徽音这些人相比。
萧虹就显得命苦一些。
美貌没了、男人就散了的陆小曼晚年也凄凉一些。
民国多妖孽，名不虚传。
一晃半个月过去。
这期间，他抽空与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初步接洽，谈妥了《我在暧昧的日本》的出版事宜。
以他如今的名声和市场号召力，流程推进得还算顺利，但涉及这类题材，社里也不免有些谨慎的兴奋。
负责的编辑老李，是个头发花白、说话却中气十足的老出版人。
他看完书稿大纲和部分章节后，用力拍了下桌子：“成军同志，你这书，写得好！胆子大，眼光毒，不是一般的游记见闻，这是给日本社会做解剖啊！‘菊与刀’、‘泡沫与骸骨’、‘民主的盆景’……这几个章节标题就抓人！”
但他随即压低了声音，身子往前凑了凑：“不过，有些话……说得是不是太直了些？尤其是对日本战后民主制度的分析，还有对历史暧昧性的批评……咱们现在毕竟讲求中日友好，这类敏感话题，会不会……”
许成军明白他的顾虑。
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值蜜月期，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官方基调以友好合作为主。
一本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深度批判日本社会内在矛盾的书，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能因题材新颖、观点犀利而引发轰动，也可能因“不够友好”或“调子灰暗”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他说了不算。
....
十月初，《读书》新一期出刊。
许成军那篇《“魔幻现实主义”的背后：拉丁美洲现实与中国文学的镜鉴》赫然在列。
文章甫一发表，便“轰”地一声，在原本就热议纷纷的文坛与知识界，炸响了一枚深水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