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后，中国作家言必称《百年孤独》，言必称魔幻。
这才是比马尔克斯更魔幻的魔幻现实主义。
好像中国作家不读这本书，在当时就没有了话语权。
一批后来成名的作家都承认，自己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
很多文学青年也是一样，以胳膊下夹一本《百年孤独》为荣，作为文学层次达到档次的标志。
李子运曾经访谈就说过：“最近编辑部收到的稿子里，十篇有八篇开头都是‘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某某某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改都改不过来。”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低低的笑。
茹志鹃坐在主位沉吟片刻，缓缓开口：
“拉美和我们有相似的历史境遇，都经历过殖民、动荡、寻求独立与发展。马尔克斯能用那种独特的方式讲述民族的寓言和历史的创伤，我们是否也能从中汲取灵感，找到一种更贴合我们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新语汇？”
她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活跃起来。
“我觉得完全可以！”
王西彦率先接话，他是以乡土小说见长的老作家，算是莫言这些人的前辈了。
“咱们中国的民间传说、志怪故事多得很！《聊斋》《搜神记》，哪一本不是现成的宝库？以前不敢写，说是封建迷信，现在思想解放了，正好可以拿出来，用新的眼光重新打磨！”
“不止志怪，”杜宣说。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提炼和象征性表达。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手法，来处理我们历史中那些难以直面的、复杂甚至荒诞的部分。比如……”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比如哔哔中那些超乎常理的人与事，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反而难以穷尽其荒诞性。或许，魔幻的笔法，能更深刻地抵达真实。”
一时间，众人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仿佛找到了某种文学的捷径，中国文学似乎下一秒就能借此摆脱桎梏，一飞冲天。
刚从京城回来的王安亦，坐在许成军斜对面，小声的对许成军说：
“你看，中国文学学习欧美，欧美文学却在学习拉美。我们是不是也该直接向源头学习？要说‘魔幻’，咱们中国其实遍地都是——乡村里的怪谈、少数民族的神话、那些解释不清的民俗……都是现成的创作素材。以前不敢碰，现在能写了，我觉得这是个方向。”
许成军有些尴尬：“志怪范畴属于魔幻，但不一定属于现实主义。”
几道目光投向他。
坐在许成军右手边的罗珞温和地笑了笑，打圆场般说道：“现实主义也可以很‘魔幻’嘛。就像拉美发生的那些故事，现实本身就充满了不可思议。”
许成军转向他，语气平静：“罗老师，您读过《百年孤独》的原著吗？西语版。”
罗珞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他读过不少评介文章，但原版……确实没有。
不过这有什么问题吗？
通过译本和评论了解核心思想，不正是文化交流的常态？
他没读过，难道就不能参与讨论了？
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在罗珞眼中闪过，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准备以资深编辑的阅历阐述“理解重于形式”的观点。
茹志鹃敏锐地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正想开口缓和，许成军却轻轻摆了摆手。
一群都没读过原文的人讨论魔幻现实主义。
真就当三拍作家？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许成军清晰地吐出这个如今在中国文学界正在掀起风浪的名字，“多次在重要场合声称，自己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而非什么‘魔幻现实主义’。”
会场安静了一瞬。
“他在访谈中明确说过：‘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
许成军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仿佛他亲耳聆听过那些访谈。
上辈子真听过。
甚至于，马尔克斯本人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反感，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是争取拉丁美洲现实定义权的文化立场表达。
“作品里的黄蝴蝶、失眠症、长猪尾巴的孩子……这些被我们视为魔幻元素的东西，在马尔克斯看来，并非刻意编造的文学技巧，而是拉丁美洲独特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孕育的客观现实。他们的现实，不止是流血和压迫这些可见的现象，还包括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神话、传说、民间信仰。这种现实与所谓魔幻的统一，是拉美人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固有方式。”
他顿了顿，让这些话沉淀一下。
“换句话说，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评论界、出版界强加给拉美文学的一个分类。它用一种猎奇的、他者的眼光，将拉美独特的现实经验异域化、标签化。”
这番话说完，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几秒钟前还热火朝天的讨论，此刻像被泼了一盆冰水。
李子运最先反应过来，她与许成军因《八音盒》的编辑工作相熟，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成军同志，你为啥要在这个时候泼大家的冷水？大家正是热情高涨，寻找出路的时候。”
许成军看向她，眼神坦诚：“我不是泼冷水。”
“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急切地寻找他山之石时，或许首先该问一问：这块石头到底本来是什么模样？我们捧在手里如获至宝的魔幻现实主义，究竟是拉美文学的自我定义，还是西方视野下的又一次命名与规训？”
没有调研权就没有发言权。
教员的话真是熠熠生辉。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马尔克斯真是这么想的？就凭你看到的零星访谈？”一个略显尖锐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是吴叔阳，一位以钻研萨特存在主义、文风犀利的评论家。
他坐在角落，此前一直冷眼旁观，此刻终于按捺不住。
萨特于1980年去世，存在主义思潮在全球退潮，但在中国知识界，其影响仍在隐秘地发酵。
吴叔阳私下常以存在主义信徒自居，对任何看似文化保守、本质主义的论调都抱有警惕。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许成军同志，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似乎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这话问得有点重了。
许成军迎向他的目光，没有丝毫闪躲。
“有。”他坦然承认。
“为什么？”吴叔阳追问，身体前倾。
“偏见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许成军一字一句地说。
“不偏见，不警惕，那么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会塞满别人定义的概念、别人划分的范畴、别人讲述的故事版本。到最后，我们甚至会用别人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东西。”
他环视四周，声音提高了一些：“我们现在热烈讨论的魔幻现实主义，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去追问过，这个术语从哪里来？它遮蔽了什么，又放大了什么？当我们急切地想把它套用在中国故事上时，我们是想找到表达自己的新语言，还是仅仅在追赶一个由西方设定的、时髦的‘文学国际潮流’？”
“文化殖民，”
许成军吐出这四个字，清晰而冷静，“有时不是枪炮和条约，而是概念和话语的潜移默化。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为我们命名的世界，并以此为标准来审视和改造自己的创作时，某种殖民就已经发生了。”
殖民二字，在1980年的中国语境下，敏感而沉重。
会场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脸色微变，更有人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杜宣眉头紧锁，显然觉得许成军有些“上纲上线”。
气氛彻底冷了下来，甚至有些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