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接过，试了试音，与苏曼舒对视一眼，两人默契于心。
许成军有心在音乐上露一手，也想给苏曼舒一个最合适的展示机会。
他手指在琴弦上灵活拨动，一段清澈而略带缠绵的前奏流淌出来，指法运用了后来常见的民谣分解和弦与一些略带古典韵味的轮指技巧。
在1980年的夜晚显得格外新颖动听。
这手法立刻引来了刘西亚的瞩目。
她自诩对音乐涉猎广泛，尤其对新鲜玩意儿敏感。
许成军这手吉他，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融入了些她说不清道不明但极具表现力的技巧，绝非时下常见的简单伴奏型。
此时她虽然还没产生组建乐队的想法，但许成军的音乐素养足以让她另眼相看。
前奏铺垫得恰到好处，舒缓、幽远，仿佛江南水巷的月光。
苏曼舒微微吸了口气，用她清润柔美的嗓音，轻轻唱起一首许成军根据记忆“改编”的、带有浓郁江南小调风味的歌谣，词句浅白却意境悠长：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喜几家愁。
吴侬软语灯影瘦，
一曲菱歌泛夜舟。
石板路，青瓦楼，
栀子花开香满袖。
梦里水乡情悠悠，
千年运河慢慢流。
哎哟喂，慢慢流，
流过春秋，流过心头……”
歌声婉转，如燕语莺啼，又带着苏州评弹般的糯甜韵味，吉他伴奏恰到好处地烘托着旋律，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如微风拂柳。
这是一首在场所有人都没听过的“新”歌。
阁楼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歌声与琴声袅袅缠绕。
窗外，上海的夜空沉默着，仿佛也在聆听这一曲穿越时空而来的、温柔而隽永的吴音。
说新不新。
《月儿弯弯照九州》这首流传于江苏一带的地方民歌，其悲悯的基调自南宋建炎年间便述说着民间的离乱之苦。
许成军借用的并非原曲那种凄婉的调子，而是糅合了后世流传的、经过软化处理的版本旋律，并下意识地融入了一些类似《外婆的澎湖湾》那般清新、叙事化的民谣编曲思路。
在这个摇滚乐尚未席卷、流行歌曲方兴未艾的1980年初夏。
这样的演绎既带着一点不同于革命歌曲或传统民歌的先锋感，又因其根植于民间曲调和中文音韵，显得恰到好处，毫不突兀。
苏曼舒娉娉袅袅、清润柔美的嗓音，更为这旧曲新唱增添了一份属于江南水乡的婉约趣味和青春气息。
良久，掌声才在小小的阁楼里响起，真诚而热烈。
刘西亚显然被激发了兴致，她左右看看，找不到鼓，便随手拿起两个空的搪瓷缸子，用筷子有节奏地敲击起来，竟然也配合得天衣无缝，添了几分即兴的灵动与诙谐。
她脸上洋溢着发现同好般的兴奋。
苏志豪凑到许成军耳边，压低声音，难掩惊讶：“这曲子……你写的？”
许成军微微侧头，也压低声音：“算是改编吧。原曲骨架是老的，填了新词，调子也稍微动了动。”
“靠，”
苏志豪笑骂一句，捶了他肩膀一下，“你小子真是邪门了，写小说行，搞音乐也行是吧？别说我妹了，我要是个女的，都得琢磨着嫁给你算了！”
许成军嘴角一抽，无奈道：“您就算了，难上加难可不行。”
另一边，章易某显得有些拘谨。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挪近些，声音不大，还带着陕西口音：“成军同志，您刚才唱的这歌……就是您说的，那个‘从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美学’的一种……实践吗？”
许成军闻言一愣，看向年轻而面容略显沧桑的“小谋子”。
一时间多了点好为人师的乐趣。
他笑了笑，态度温和：“也不完全算是。这更多是我……嗯，算是一种即兴的、带着个人情感和地域记忆的尝试。不同的作品，本来就应该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的声音和情感。
一味复古、泥古不化，未必是好事；完全照搬外面，也可能水土不服。关键或许在于，用当下的心、当下的语言，去重新理解和表达那些深植于我们文化血脉里的东西，让老故事、老曲调，也能唱出今天的人能共鸣的‘新经典’。这歌，离‘经典’还远，就是个实验。”
章易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一晚上，许成军和苏曼舒算是被众人当成了“焦点”，看了个遍，也聊了个尽兴。
等到走出那栋小楼，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已然安静下来的上海街巷时，时间已近晚上十点。
夏夜的晚风吹散了阁楼里的烟味和喧嚣，也让人思绪渐渐沉淀。
把苏曼舒送到家，许成军回到家里院。
他没有立刻休息，犹豫片刻，还是坐到书桌前，就着台灯，花了点时间，将最近关于写作、关于理论、关于时代与个人的一些零散思绪，草草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笔尖沙沙作响，那些被暂时压抑的创作冲动，似乎并未因封笔的宣言而熄灭，反而在经历了西北之行、理论构建、以及今晚这场跨越艺术门类的激烈交流后。
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汹涌，仿佛地下奔流的暗河，寻找着新的出口。
这个笔，停了一段时间，心里想写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多了。
他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
这大概就是创作的宿命。
憋得越久，攒的越多，三亿精兵扣天门。
时间悄然滑进八月，暑热正盛，复旦校园里的蝉鸣撕心裂肺。
许成军带着经过反复修改、初步成型的《器物的生活史与意义链——一种观察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新视角》理论框架详纲，再次来到朱东润先生的书房。
朱先生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阅读，时而停顿思索，时而在稿纸边缘写下几个字。
书房里安静得只剩下翻动纸页的细微声响和窗外遥远的蝉鸣。
许成军安静地坐着，心里却不如表面平静。
这套理论的构建，耗费了他巨大的心力，也寄托了他对学术路径的一种探索野心。
终于，朱东润放下了最后一页稿纸。
他没有立刻评价内容，而是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目光落在许成军脸上，看了片刻，忽然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成军，有没有考虑过，提前一年毕业？”
许成军一愣，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提前毕业？”
这个提议着实有些突然。
1980年，中国的研究生学位制度尚在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远未完善。
复旦中文系此时只有硕士研究生培养，并未设立文学博士学位（博士点要等到1984年以后才陆续批准）。
换句话说，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的硕士研究生，许成军一旦顺利毕业，获得的便是当时国内文科领域的最高学位之一，完全有资格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起点已然不低。
提前一年毕业，意味着他将用仅仅两年时间完成本科加硕士的学业，这个速度在讲究扎实积累的中文学界，堪称“跃进”。
“那个，先生，这……是不是太快了点？学业上，我还有不少需要夯实的地方。”
许成军很“扭捏”。
“快？对你来说，按部就班三年，或许才是‘慢’。你这篇东西的框架和野心，已经超出了普通硕士论文的范畴。继续拘泥于课程学分和年限，对你、对这个想法的进一步深化，未必是最佳选择。”
“我还是听先生的安排。”
许成军表态道，语气诚恳，“您觉得时机合适，路径可行，我愿意试一试。学业上，我会尽全力。”
朱东润笑着摇了摇头，指着他：“你这个滑头！把皮球又踢回给我了？也罢。”
他收起笑容，正色道：“这事不急下定论。你先按这个思路，把论文主体部分和个案研究扎实做出来。系里和学校那边，我去沟通。如果成果确实过硬，提前毕业并非不可能。但这意味着你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承受更大的压力。想清楚。”
“我明白。”
路，终究是要一步步走下去的。
他这样的路数在这个年代在别人看来是天降文曲星。
但是光是文曲星也不行的。
走到今天算是邀天之幸，开了挂的。
1979年，王力群和许成军同年考上中文系研究生，王力群考的是豫大。
如果去了解他的经历。
那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有了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