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得自己愿意活，还得活得好。我们就是在给它找地方，帮它适应，或者给它找更合适的兄弟（混交林）。
失败是常事，数据也是宝贵的。至少我们知道，这条路，眼下不太通。”
“那接下来怎么办？”许成军问。
“继续找。”
陈振林接话，语气干脆，“梁工已经写信给林科院，还有内蒙古、宁夏的几个兄弟单位，打听有没有更适合黄河上游干旱半干旱区的速生树种，或者问问他们嫁接、驯化的经验。
我们自己也打算再往祁连山深处走走，看看有没有野生表现好的树种可以采集研究。”
他指了指院子里其他几个盖着塑料布的苗畦，“那些是本地沙棘和柽柳的苗，长得慢点，但皮实，是我们的保底队伍。”
许成军不知道说什么，他知道三北，但是不知道，具体到这最后种植的是什么，只是沉默地点点头。
这是这场宏大绿色战役最微观、也最坚韧的前沿。
没有口号喧天，
只有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试验、失败、再尝试。
每一个成功的林带背后，可能都埋葬着无数个这样枯萎的苗圃，和无数个像梁工、陈振林这样，在沉默中积累数据、寻找路径的无名者。
梁工留许成军吃晚饭，是简单的大锅菜和馍馍。
饭桌上，大家不再谈工作，而是天南海北地闲聊，问许成军上海见闻，讲他们跑野外遇到的趣事险事，气氛轻松。
这些远离文化中心的人们，对一位作家的来访感到新奇，却也保持着质朴的平常心。
离开时，陈振林和几个同事一直把许成军送到能拦到车的大路边。
握手道别，陈振林用力摇了摇许成军的手：“许同志，谢谢你来看我们！等哪天我们这儿真绿了一片，你再来！”
金城之行就此告一段落。
回程的火车上，章培横注意到许成军不再像来时那样时常望向窗外沉思，而是更多时候埋首于一卷《渭南文集》或几本宋代笔记史料的手抄摘录里，手指沿着竖排的文字缓缓移动，神情是一种罕见的、近乎僧侣般的沉静与专注。
这与他印象中那个才气纵横、挥斥方遒的师弟不同。
火车过了宝鸡，进入相对平缓的关中平原。
章培横终于忍不住，放下手中的书，隔着小小的茶几，轻声问道：“真封笔了啊，成军？”
许成军从书卷上抬起目光，眼神清澈，笑了笑：“一段时间吧。至少，不急着写。”
“那……什么时候再写？”
许成军缓缓道：“等内心真正感到充盈，觉得非说不可，而说的东西又能稍稍配得上这片土地的厚重时。”
没有了往日那种自信的锐气，却多了一份自知与敬畏。
章培横听懂了。
他点点头，不再多问，重新拿起书，心中却有些感慨。
师弟这番“龙场悟道”般的静默沉淀，或许比他写出十篇《爱情死了》更有长远意义。
他们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
在金城时，许成军向章培横提出，想去同心看看。
章培横记着之前的承诺，也看出师弟眼中那份想更深入触摸西北脉搏的渴望，便答应同行。
会议组织方和兰大刘教授听说后，虽觉意外，但也表示了理解，并帮忙开具了去往宁夏的工作联系介绍信。
这年头，没有单位或会议介绍信，异地出行，尤其是深入县城，住宿接待都可能成问题。
从金城到同心，没有直达火车。
他们需先乘火车到中卫，再转乘长途汽车。
中卫到同心的公路，说是省道，实则大半是崎岖不平的砂石路，蜿蜒在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塬、梁、峁）之间。
汽车是旧式的解放牌大客车，喷着黑烟，在剧烈的颠簸中艰难前行，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方言、气味混杂。
车窗外的景色，却让旅途的艰辛有了补偿。
时值仲春，但黄土高原的绿意仍是吝啬的，大片大片的塬峁裸露着干渴的、刀劈斧削般的肌理，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苍黄与赭红。
深切的沟壑纵横交错，像大地衰老的皱纹。
只有谷底和背阴处，才有些许耐旱的柠条、沙棘点缀着稀疏的绿色。
村落往往依山而建，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窑洞，远远望去，宛如镶嵌在巨大黄土雕塑上的蚁穴。
天空高远湛蓝，几缕云丝凝滞不动，更衬得大地雄浑而寂寥。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虽非冬季，但这片天地间弥漫的荒凉、旷远与坚韧，却让许成军脑海里自然浮现出这般雄浑又苍凉的诗句。
到了同心，目之所及，尽是望不到头的黄土山塬，和被风沙侵蚀得边缘模糊的层层梯田。
县城很小，一条主街，几排灰扑扑的砖瓦平房和土坯房便是全部。
街道上尘土飞扬，驴车、骆驼和行人的脚步都显得迟缓。
当地人，无论回汉，大多肤色黝红，脸颊带着高原紫外线和风沙留下的印记，眼神质朴而略带审视。
回族男子多戴白帽，妇女或戴盖头，或围着头巾，在尘土中忙碌。
空气里飘着牛羊肉的膻香、烤饼的焦香，以及无处不在的、干燥的黄土气息。
凭借介绍信，他们住进了县里唯一的招待所。
条件简陋，但有干净的床铺和热水瓶。
安顿下来后，章培横因上海还有教学任务，无法久留，只待了三天，对同心的贫困与坚韧有了直观感受后，便先行乘班车返回中卫，再转火车回沪。
临行前，他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多看，多听，多感受。安全第一，有事给学校或者我家里发电报。”
许成军这一住，便是半个月。
介绍信和复旦学生证让他获得了基本的便利。
他换下了显眼的上海装，穿上在县城集市买的普通蓝布褂子，尽量融入当地。
这半个月里，
他曾跟着去乡下集市的老乡搭驴车，半路遇到“断路收钱”的当地青皮，几个半大孩子拿着木棍拦在路中间，索要“买路钱”。
赶车的老汉叹了口气，熟练地摸出几毛钱递过去，低声对许成军说：“这帮二流子，家里穷管不了，派出所也管不过来……破财免灾吧。”
他在预旺公社亲眼看到春季造林大会战的场景。
上千社员，在公社干部和技术员的带领下，迎着能把人吹得踉跄的黄风，在流动沙丘上打“草方格”。
然后在格子里栽下沙柳、柠条的苗子。
风沙打在脸上生疼，人们的嘴唇干裂起皮，但号子声和铁锨声却持续不断。
休息时，几个回族老汉蹲在沙梁后，掏出自制的弦子，苍凉地唱起了“花儿”，那高亢曲折的调子，仿佛在与风沙对话，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与不屈的希望。
许成军听得入神，那音乐里有一种直抵灵魂的原始力量。
他在一个几乎全是回族聚居的庄子里，被好客的阿訇邀请到家里，吃了手抓羊肉，喝了盖碗茶，听了许多关于先民迁徙、关于如何在苦焦之地坚守信仰与生计的故事。
他见识了“吊罐”沐浴的习俗，看到了清真寺里安静而虔诚的礼拜。
回汉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清晰界限，又在对抗自然贫困时有着朴素的互助。
他也看到了极端的水资源匮乏。
许多村子依靠古老的“水窖”储存雨雪水，水贵如油，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喂牲口。
为争抢沟底一眼渗水泉，不同生产队之间曾发生过械斗。
流血、暴力、原始。
生存的压力，在这里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
半个月下来，许成军皮肤晒黑了，嘴唇干裂了，胃里装满了羊肉和馍馍，也装满了沉甸甸的、未经任何文学修饰的原始素材。
他笔记本上记上了零碎的见闻：
某老汉关于民国十八年的可怕回忆；
妇女们一边纳鞋底一边传唱的抗婚“花儿”歌词；
孩子因为家里终于打了口新水窖而绽放的灿烂笑容；
沙暴来临前，天地昏黄、万物蛰伏时那种令人心悸的寂静……
离开同心前，他又去看了看黄河。
这里的黄河，比金城段更为不羁，穿行于土石峡谷之间，水色浑浊如泥浆，发出沉闷的咆哮。
站在高处望去，浑黄的河水与浑黄的土地几乎融为一体，只有那永恒的、向东奔流的姿态，揭示着生命不屈的律动。
许成军站在塬顶，让干燥猛烈的风吹透衣衫。
他感到内心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旷感，仿佛那些悬浮的、属于“许成军作家”的声名与思绪，都被这西北的风沙滤去了浮华，露出了底下沉默而坚实的基底。
返程途中，许成军并未直接取道返回上海。
他胸中那幅被西北风沙初步勾勒出的粗粝图景，牵引着他沿着心中想象的、未来那绵延万里的“三北”防护林脉络，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节点城市，稍作盘桓。
他先北上至银川，这座塞上湖城尚未被后来大开发的烟尘笼罩，老城区回汉交融的市井气息浓烈，
城西的贺兰山在湛蓝天空下沉默如铁壁，而城东已能望见毛乌素沙地南缘的苍黄。
他在新城与老城墙之间徘徊，在羊肉街口的烟火气里听摊主讲十年前的风沙如何埋了半条街。
继而向东，过黄河，入陕北。
在榆林，他见识了更为典型的“风沙草滩区”地貌。
镇北台雄踞边墙，底下是滚滚流沙与顽强生长的沙柳、花棒。
他跟着当地治沙站的工人，在红石峡附近参与了一次抢墒播种，亲手将带着蜡质涂层的柠条种子埋进沙窝。
夜里住在窑洞招待所，听着窗外永不止歇的风声，如听亘古的叹息。
再南下，至延安。
宝塔山依旧，延河水已显瘦弱。
这里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他走了安塞、志丹的几个公社，看到人们在近乎垂直的“挂壁田”上劳作，看到淤地坝工程的艰难推进。
在一处知青留下的试验苗圃里，他看到几排引自河北的油松，因为不适应冬季干冷和土壤贫瘠，长得病病歪歪，与旁边土生土长的酸枣、荆条形成鲜明对比。
老农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对他说：“外来的树，金贵，难伺候。可上头的任务，不种不行咧。”
风吹日晒之下，他头发变得又长又乱，干枯打结，蒙着洗不净的沙尘。
皮肤粗糙黝黑，嘴唇数度干裂出血，颧骨处晒脱了皮，留下浅红的印记。
随身带的雪花膏早已用完，脸被塞外的风吹得生疼。
在榆林一家国营理发店，他看着镜中那个几乎认不出的、野人般的自己，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躁意。
这外表上的狼狈与邋遢，仿佛是他内心某种剧烈却不清晰的变化的外显。
他感到一种不耐，对这副依然带着些许“文明世界”痕迹的皮囊感到不耐。
“师傅，”
他对拿着推子、有些惊讶的老师傅说，“剃光，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