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持续了整整五天。
议题精彩纷呈，从先秦诗文的断代与解读，到明清小说的世情描摹与价值重估；从敦煌遗书的新发现与文学史意义，到西方文艺理论引入后的适应与反思……
至少在许成军眼中，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有时，某位大家讲诙谐幽默的讲一个考据的历史故事，他就能跟着乐半天。
要说，这就是独属于文科生的浪漫。
历史和文学。
文学和历史。
从来都是相关的。
除了第二天被刘让言教授“点将”发表了一通关于“清官文学”的见解外，他大多数时候都安然居于后座，沉浸于聆听诸位学术泰斗与中坚力量的交锋与阐发，乐在其中。
第四天下午，章培横作了题为“宋元之际的文人境遇与文学书写——以遗民诗文为中心的考察”的主题演讲。
他以其一贯的绵密扎实的文献功底，结合从复旦高材生到历经风雨，再重返学术前沿中那份对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深沉体察，将宋元易代之际文人的彷徨、坚守、妥协与精神挣扎，剖析得丝丝入扣。
演讲毕，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严家炎、罗宗强等教授均上前与他热烈讨论，可谓博得满堂彩。
会议圆满落幕后的次日，许成军依约前往还在襁褓中的《读者文摘》筹备处。
地点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栋陈旧办公楼尽头，两间不大的房间，光线略显昏暗，桌椅文件柜都有些年头。
胡全热情地将他迎入，并介绍了另一位核心筹备者——郑原。
两人此时都还在出版社有其他编辑工作，《读者文摘》的筹备更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和一股热忱在推进。
寒暄过后，话题很快切入正题。
胡全递给许成军一杯茶，脸上兴奋之余，也难掩一丝忧色与迷茫：“成军同志，不瞒你说，我们俩这阵子，真是又激动，又心里没底。
激动，是觉得这事儿有意义，老百姓需要一本好看、耐看、能滋养心田的文摘杂志。没底……”
金城这地方，对80年代的中国来说，确实太偏了。
从古至今，这里算‘河西襟喉，西域噤喉’，是通衢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却从来不是什么文化中心。
信息闭塞，作者资源匮乏，读者群体……
“除了本省，外省谁认咱们金城出的杂志？《读者文摘》……真能办成么？”
郑原在一旁沉默地点头，显然深有同感。
许成军捧着温热的茶杯，目光扫过简陋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初步的栏目设想，桌上堆着从全国各地报刊剪下来的、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章，那份筚路蓝缕的艰辛与热望，触手可及。
他说：“能。”
胡全和郑原精神一振，紧紧看着他。
“胡编辑上次问，应该办什么样的杂志？”
许成军放下茶杯，语气平和却坚定，“我的回答还是那句：办人民看得懂的杂志。”
“《读者文摘》若想在后世通行中国，影响几代人，秘诀必须也必然在于通俗易懂、老少咸宜。
版面要清爽，阅读要便利，最重要的是内容——要有一个又一个能抓住人心、或新奇、或温暖、或引人深思的好故事。
它应该像一扇窗，让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在劳作之余，能推开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感受人性的共通与美好。”
后来的《读者》在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刊载过一些略显狗血煽情的文章，甚至在一些时期被部分读者批评为“毒鸡汤”或公知大本营。
但其最初的、服务大众阅读需求的出发点并没有错。
郑原思索着问：“成军同志的意思，是我们更应该偏向选编通俗文学类的作品？这样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许成军摇了摇头：“我不认为文学应该被简单地划分为‘通俗’与‘严肃’。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文章也。
小说的核心在于故事，在于这故事是否触及了人性的某些真实、时代的某些脉动、情感的某些共鸣。
评价标准应是故事的深度、人物的光彩、情感的真挚，而非先验地贴上‘严肃’或‘通俗’的标签。
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刻吗？
深刻。但《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识字的纺织女工也能为安娜的命运揪心。这就叫好作品。”
胡全猛地一拍大腿：“好！‘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皆文章也’！成军同志，你这几句话，说得透彻！
我们能不能把这段话，还有‘办人民看得懂的杂志’这个提法，用作我们杂志创刊理念的一部分？这太对我们心思了！”
“当然可以。”
郑原仍有疑虑，他推了推眼镜，谨慎地问道：“可是，如果刊物完全不强调‘严肃性’或‘文学高度’，在当前文坛普遍重视思想深度、艺术探索的氛围下，我们这样一份来自金城的杂志，凭什么立足呢？会不会被轻视，甚至被边缘化？”
胡全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他直率地说：“老郑，咱们得现实点。我们在金城，先天就不像京城、魔都、羊城那些文化重镇，能汇聚名家，引领潮流。
我们的读者基础相对狭窄，先想着活下来，让更多人愿意看、喜欢看，才是硬道理。”
许成军点头，接过话头：“胡编辑说得务实，但郑编辑的顾虑也有道理。
不过，我认为这二者并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定位与坚守。历史大势，浩浩汤汤。
书写属于最广大人民的故事，让更多的群众听得懂、有共鸣、受启迪，这本身就是未来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大力量，甚至可能是主流方向之一。”
这一点，其实美国、日本文学做得不错。
许成军小时候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汤姆·索亚历险记》，甚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们的内容不深刻吗？
触及了童年冒险、革命与成长等重大主题，相当深刻。
但为什么它们，包括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青少年文学，能跨越国界被广泛接受？”
因为它们用尽可能清晰、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关乎人性、勇气、爱与抗争的普世故事。
反观我们当下，很多青少年课外阅读，除了四大名著等古典作品，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常常缺位？
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家写的内容要么是苦大仇深，要么是茅坑和女人的裤腰带，再就是内容太深，语言太黑。
与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需求产生了隔膜。
“《读者文摘》或许可以尝试填补这个隔膜。”
许成军总结道，“选那些既有一定思想情感内涵，又叙述得干净、漂亮、吸引人的文章。不排斥深刻，但警惕晦涩；欢迎高雅，但拒绝脱离群众。就像一位亲切而有见识的朋友，把好故事娓娓道来。”
一番长谈，持续了整个下午。
窗外，金城的落日为黄河水面铺上一层金鳞，远处皋兰山的轮廓逐渐沉入暮霭。
简陋的编辑部里，茶已换过几轮，烟灰缸里堆起了小山，但胡全和郑原眼中的光芒却越来越亮。
临别时，胡全紧紧握着许成军的手：“成军同志，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给我们指了明路！等刊物有点眉目了，一定第一个寄给你批评！”
关于《读者文摘》，许成军没做什么拔苗助长的事，也没刻意灌输什么超越时代的大道理。
他只是复述了一遍上一世《读者》在做的事。
但来自一个当红严肃作家的认可，像一剂强心针。
中国文坛需要《读者文摘》。
在网络媒体尚未诞生的年代，《读者》、《意林》、《知音》、《故事会》这类刊物，某种程度上堪比后世的起点、番茄等网络平台。
婉拒了胡全二人执意要请的晚饭，许成军打了一辆“招手停”。
这是80年开始出现在金城街头的一种类似面包车的个体出租车。
比出租车便宜。
但也不是普通人能坐得起的。
按照陈振林之前留下的地址，七拐八绕，找到了他们那个所谓的“指挥部”。
这地方，与其说是个单位，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前沿观察哨兼临时工棚。
它不在金城市区，而在北面靠近皋兰山余脉的一片荒滩边缘。
几间低矮的、用土坯和红砖混合垒砌的平房，屋顶压着油毡和石块，以防大风。
墙上刷着已经斑驳的白色标语：“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院子是用铁丝网简单围起来的，里面堆放着一些工具、麻袋、还有几个用塑料布苫盖的隆起物。
一辆漆皮脱落、满是尘土的“解放”牌卡车停在院角。
这里属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黄河上游水土保持林”项目在金城地区的先期规划与试验点。
工程宏大，但开端往往就是这样，从最艰苦、最基础的地方扎下根。
看到许成军真的找来，陈振林又惊又喜，黝黑的脸上绽开由衷的笑容，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转身就朝屋里喊：“兄弟们！快来看！火车上救了我一命的许成军许同志来了！大作家！真仗义！说到做到！”
呼啦啦，从几间平房里涌出七八个人。
有和陈振林年纪相仿的技术员，也有更年轻些、皮肤晒得发红的青工，还有一位头发花白、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工程师。
他们穿着同样朴素甚至破旧的工作服，手上大多沾着泥土或草屑。
听到陈振林带着江湖切口般的介绍，众人眼睛都亮了起来，热情地围拢上来，握手、拍肩、递烟、问一路辛苦。
人虽不多，但那份在荒凉中并肩奋斗所滋生出的、近乎袍泽的情谊，长期与自然打交道养成的爽朗与实在，让场面顿时热闹起来。
自古江湖儿女多奇志，未必都在武林中。
这风沙线上的植树人，自有一股披荆斩棘、向绿而生的豪气与江湖气。
恰如此时此刻。
许成军被这毫无矫饰的热情感染，也笑着应和。
陈振林拉着他，挨个介绍同事：负责土壤分析的、搞水文观测的、专攻病虫害防治的、那位老工程师是搞树种引种的专家，姓梁。
寒暄过后，陈振林和梁工便带着许成军参观他们简陋的“阵地”。
一间房里是临时实验室，摆着天平、显微镜、一些瓶瓶罐罐和土样。
墙上挂着手工绘制的地形图和植被规划草图。
另一间是宿舍兼办公室，木板通铺，桌上堆满了资料、图纸和笔记本。
最让许成军动容的，是院子一角的育苗试验区。
那里用土埂划分出几个小畦，上面搭着低矮的塑料薄膜拱棚。
但此刻，其中一个拱棚里的景象却令人心头发沉。
棚内，一片低矮的幼苗，大多已经萎蔫、发黄，甚至枯死，稀稀拉拉地立在贫瘠的沙质土壤里，了无生机。
只有边缘少数几株还带着一丝孱弱的绿意，但也蔫头耷脑。
梁工蹲下身，轻轻拨弄了一下一株完全枯死的幼苗，叹了口气，对许成军说：“这是从大兴安岭引种的樟子松，还有塔里木盆地边缘弄来的沙枣实生苗。我们想着，樟子松耐寒，沙枣耐旱耐盐碱，都是好材料。花了大力气弄过来，小心伺候着……”
他摇摇头，指着旁边的工作日志，“温度、湿度、光照、土壤酸碱度、水分，都尽可能按资料模拟原产地……
可还是不行。
你看，樟子松不适应这里春季干燥多风、昼夜温差更大的小气候，沙枣苗则可能是土壤微生物环境差异太大，根系发育不良。”
陈振林在一旁补充，语气倒是平静：“搞了快一年，失败了好几批。从燕赵弄来的刺槐苗，头一年还行，第二年越冬死一大片。
本地的柠条、花棒好活，但生长慢，生态效益单一。
我们想找更快、更优的树种组合。”
许成军看着那片枯萎的苗圃，又看看梁工和陈振林。
他们脸上并没有太多诸如沮丧、气馁之类的激烈情绪，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平静。
“让许同志见笑了。”
梁工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嘴角抿了抿，“搞我们这行，就是这样。树不像机器，输入指令就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