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没有刻意隐瞒。“赚了一些。不算多，但基本上都投入了再生产。”
“嗯，这样做事情才是有样子。赚了钱不乱花，心态也不飘。”王副局长呷了一口茶，搪瓷缸子在他手里转了一圈。“有人跟我说，你这是在给自己铺后路。拍电影万一赔了，还有实业撑着。我说，那是人家有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眼光在八十年代就敢往这些地方投钱，干这么大的事。”
关山月看着他。“这还得多亏了邓丽君小姐，相信我的设想愿愿意出钱投资。王副局长，您放心，工作上的事情不会让您失望。”
“我信你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王副局长放下缸子，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上。“我信你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从你进电影局到现在，你说过的事，没有一件没做成。合资公司的事，那么难，在你的积极倡议和推进，不是也顺顺当当的办成了吗？换了别人，这事儿早就没影了。”
关山月没有说话。
王副局长收回目光，看着关山月。“山月，合资公司这块牌子，我给你磨下来了。青鸟在内地的路，我给你铺好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
关山月站起来。“王副局长，谢谢您。”
王副局长摆了摆手。“别谢。等你把青鸟做成百年老店，再来谢我。”
说到这儿，他端起搪瓷缸子，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他的动作很慢，像在借着这个动作压着什么事没说。“山月，今天又让你跑一趟，还是心里有点不落定。想听听你再说说合资公司的事，牌子是挂起来了，但后面的路怎么走，我想好好听听你的想法。”
关山月看着他。王副局长的语气和白天在揭牌仪式上不一样。白天是官话，现在是实话。他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个。
“王副局长，您问的是青影合拍，还是整个内地的电影市场？”
王副局长看了他一眼。“都有。”
关山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打开，上面画着几条线和几个圆圈。不是正式的文件，只是他下午在饭店等人时随手画的草稿。他把纸摊在茶几上，玻璃板下的绿绒布衬得那些线条像一张还没织完的渔网。
“王副局长，合资公司的事，不只是一张牌照。它是一个通道——让香江的资金、技术、市场理念，能进到内地的电影体制里来。”
他的手指在纸上那条连接“香江”和“内地”的线上划了一下，“但通道开了，路不一定好走。路好不好走，不取决于通道，取决于走路的腿。内地电影现在的腿，站不稳。”
王副局长没有说话。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子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山月，你直说。”
关山月靠在沙发上，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枝叶在晚风中轻轻晃动，把夕阳切成无数细小的碎片，落在对面的墙壁上，像一幅不断变幻的抽象画。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前几年局里搞过票价浮动试点，搞过制片厂和中影的拷贝结算改革。但没多久就都收回了。王副局长，有没有这回事？”
王副局长沉默了片刻。他摘下老花镜，拿在手里，用拇指摩挲着镜架的塑料腿。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习惯，关山月知道。
“有。85年，几个城市试了票价浮动，允许部分影片比普通票价高出一两毛。试了不到半年，上面叫停了。理由是不能增加群众负担。”
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背诵一段已经过了时效的公文。“后来又到了87年，局里发了975号文件，想放开创制厂的拷贝结算，让制片厂自己卖拷贝。结果呢？制片厂不会卖，电影局也不愿意放。拖着拖着，文件作废了，又回到老路上。”
关山月看着他。“那现在听说又要搞承包制呢？按地区经济水平定票房基数，各地方公司包干。这个制度，现在还在推吧？”
王副局长把老花镜放在桌上，手指在镜架上轻轻叩了两下。“在推。但不好推。经济发达的地方，基数定高了，地方不愿意。经济落后的地方，基数定低了，上面又不满意。承包制搞成了拉锯战，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王副局长，这些制度，票价浮动、拷贝结算、承包制，都是好想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关山月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它们都是在现有的体制上修修补补，没有动到根子。”
王副局长端起搪瓷缸子，没有喝，只是握着。缸子里的茶已经凉了，铁观音的香气散了大半，只剩下一点若有若无的苦味。他握着缸子取暖，现在的北京并不冷，但他习惯了，手里不握点什么，话说不到底。
“山月，你说动到根子，根子是什么？”
“统购统销。”关山月说。
办公室里安静了。收音机里的新闻播完了，换成了一首不知名的歌曲，旋律很旧，像五十年代的调子，女声甜得发腻。王副局长伸手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小了，但没有关。他转过身，面对着关山月，两只手撑在办公桌的边沿上。
“关山月，你说的这些，不是没人想过。但你知道，统购统销是当前的大环境主导的，是整个电影体制的核心。动它，不是电影局一家说了算的，要上面点头。”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上面有人觉得，电影是文化事业，不是产业。把它交给市场，怕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