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这问题基础，但考的是对经典本义的理解，而非死记注疏。
刘靖略一思索，从容答道：“六礼者，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
“冠以明成人之责，婚以合二姓之好，丧以慎终追远，祭以敬天法祖，乡饮酒以明长幼之序，相见以正君臣之义。”
“此六者，圣人制礼，旨在节民之性情，导民以仁德，使社会有序，人伦明而天下安。”
蔡邕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这回答不仅准确，更有提纲挈领的总结，非熟读深思者不能道出。
他面上不动声色，继续问道：“嗯，看来确是读过。”
“那么，老夫再问一题。《尚书·尧典》开篇‘曰若稽古’四字，历代注家众说纷纭。郑玄注以为乃史官追叙之辞，马融、王肃则解为‘考顺于古’。”
“你以为，孰者为是？其中又反映了何等治学门径之别？”
这个问题陡然加深，直接切入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争端核心。
“曰若稽古”四字的解释，是汉代经学家争论不休的著名公案之一。
而这桩公案偏偏就发生在现在，毕竟这个时候的郑玄人还没死，所以蔡邕此时问出这个问题，倒是非常合理的。
郑玄是兼通今古文的大家，马融、王肃亦是名家，问刘靖孰是孰非，并要他指出背后的学派分歧，这已是非常专业的考校了。
蔡邕目光炯炯，看着刘靖。
若此人只是略通文墨，必然在此题前露怯。
屏风后的蔡琰，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父亲此题，未免过于专深了。
他……能答得出吗？
她不由得向前微微倾身，试图听得更清楚些。
刘靖闻言，神色依旧平静。
他略作沉吟，并未直接评判郑、马、王诸说优劣，而是缓缓道：“中郎此问，触及今古文经学根本之异。”
“郑君之注，平实稳重，合乎史家笔法；马、王二公之解，则更重义理阐发。”
“然靖尝思之，或可另寻一解。”
“哦？”蔡邕眉梢微挑，来了兴趣，“愿闻高论。”他倒想看看，这个武将能有什么“另解”。
刘靖道：“‘曰若稽古’四字，若跳出注疏纷争，直溯其文本与语境，或可解为‘谨按往事’、‘查考古事’之意，强调的是述史者严谨征实的姿态。”
“至于郑、马、王诸家之别，实则反映了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与现实政治关联紧密，而古文经学则更重训诂考据、力求恢复经典原貌的不同路径。”
“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
“郑君兼采今古，故其注能博采众长，然有时亦难免调和之迹。”
他顿了顿，继续道：“譬如《尧典》此篇，今文家或更关注其中蕴含的‘协和万邦’、‘禅让’之大义，用以匡正时政。”
“而古文家则更着力于考订其中官制、历法、地理之名物制度。”
“窃以为，治经当以古文考据为基础，求得文本之真。”
“再以今文义理为旨归，阐发经世之用。”
“二者不可偏废，方为治学正道。”
“义理”这个词本身，并不是到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义理”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礼器》中，指一般的道理。
到了汉代，它的意思演变为儒家经典中的“经义”和“名理”，即圣贤著作中的核心思想与逻辑。
比如东汉学者刘歆研究《左传》，就被称赞为“章句、义理备焉”。
汉代的儒生治经，终极目标也是要“辨明义理”。
这一番话，不仅回答了蔡邕的问题，更清晰地辨析了今古文经学的特点，并提出了一种“考据与义理并重”的治学思路。
这思路在汉代经学门户森严的背景下，倒显得颇为超脱，甚至隐隐指向了后世清代乾嘉学派乃至更成熟的学术方法论。
蔡邕彻底愣住了。
他原本以为，刘靖最多能比较一下郑玄、马融等人的说法，或者干脆承认不知。
他却万万没想到，对方不仅能清晰辨析今古文之别，更能提出如此新颖且言之成理的见解！
这绝不是简单“涉猎”经典能达到的层次，没有对经学史深入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绝说不出这番话。
尤其是“治经当以古文考据为基础，求得文本之真，再以今文义理为旨归，阐发经世之用”这一句，简直如醍醐灌顶，让长期困扰于今古文门户之见的蔡邕，看到了一条全新的、更为圆融的治学道路。
他看向刘靖的目光，彻底变了。
之前的审视、担忧、乃至一丝因女儿为侧室而产生的不甘与轻视，此刻全部被震惊和一种发现璞玉的惊喜所取代。
“好……好一个‘考据与义理并重’！”蔡邕忍不住抚掌，脸上的严肃冰消瓦解，露出真切的叹服之色，“祁县侯之见，发前人未发之论，切中肯綮，深得治学三昧！”
“老夫……老夫方才失敬了！”
“不想君侯于戎马倥偬之余，竟有如此精深的经学造诣！琰儿她……”
他顿了一下，感慨万千，“她眼光果然独到！”
屏风之后，蔡琰紧绷的心弦骤然松开，随之涌上的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欣喜与骄傲。
他答出来了！
他不仅答出来了，竟能让父亲如此动容、击节赞叹！
她忍不住以袖掩口，生怕自己发出声音，眼中却已盈满了光彩。
原来他……并非只是自己所知的勇武善战，胸中竟有这等锦绣丘壑！
刘靖拱手，依旧谦逊：“中郎过誉。”
“靖只是偶有所感，胡乱言之，当不起如此赞誉。”
“学问之道，博大精深，靖所学不过九牛一毛。”
“不，你这绝非胡乱言之。”蔡邕此刻看刘靖，已是越看越顺眼，之前那点因“侧室”名分而产生的心结，在此等才学面前，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才华与见识，有时比虚名更能折服人心。
他心情大好，主动提及：“纳娶之事，老夫已请人卜算，腊月初六乃是吉日。祁县侯意下如何？”
“全凭中郎安排。”刘靖自然无异议。
“那便定在腊月初六。”蔡邕点头，又道，“你既晋为幽州牧，婚后不久便需赴任。琰儿……可随你同往幽州？”
“这是自然。”刘靖肯定道，“幽州虽处边塞，条件或有不及雒阳，但靖必尽力妥善安置，绝不令蔡姑娘受苦。”
“嗯。”蔡邕捻须沉吟，忽然道，“祁县侯，幽州乃北疆重镇，胡汉杂处，鲜卑、乌桓时叛时附，素为朝廷之忧。”
“你此去肩负重任，心中可有方略？”
这已不完全是妇翁问女婿，更似前辈学者在关切一位即将担当大任的后辈能臣。
刘靖正色道：“靖之方略，可概为四字：固本、慑外。”
“愿闻其详。”
“固本者，在于内修政理。整饬军备，修葺边塞，此为守御之基。”
“屯田积谷，招徕流民，垦殖荒地，兴修水利，使民有恒产，安居乐业，则边地自安，此乃长治久安之本。”
“慑外者，在于外示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