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九年，春三月，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下。
一场简单而庄重的破土典礼在此举行，这里即将拔地而起的是酝酿已久的帝都大学，因其直接由皇家财政专项支持，故其兴建规格不同凡响。
工地上尚未有宏伟建筑，但规划图纸已透露出雄心：一切将按最高标准营建。
将广泛应用最新的夯土版筑强化技术、大型木构架榫卯优化方案，并计划大胆尝试修建一栋三层高的主教学楼，这在此时的建筑中颇为罕见。
更引人注目的是，规划中明确，大量教室、藏书阁、学者精舍的窗户，将采用少府琉璃监特供的大尺寸平板玻璃，以确保最佳采光，连廊道可能都会镶嵌玻璃明瓦。
帝都大学虽然明年就会招生，但是朝廷给出的建造年限是四年，也就是说可以慢慢扩充，容纳每年新来的师生。
由于刘辩对长安的长期战略定位——政治、文化、军事指挥中心，他有意限制大规模、高污染的工坊在长安周边聚集，以保持京畿的环境与战略安全。
因此朝廷主要的官营工场，如大型冶铁、纺织、造纸、酿造乃至最新的平板玻璃规模化生产基地，大多集中设置在洛阳周边及关东资源、水利、交通便利之处。
得益于此地利，鸿都大学得以先于长安的帝都大学，大规模、成体系地应用最新技术成果。
其新建的实验工坊、观测台、医馆、藏书楼，已普遍安装明亮的玻璃窗。
尤其是那些需要精细观察、记录数据的天文、绘图、药材辨识场所，通透的玻璃带来了革命性的便利。
洛阳的玻璃产能充足，成本相对长安的试点生产更低，使得这种应用成为可能。这看似是建筑材料的差异，实则折射出两京不同的职能分工：长安是决策与象征的大脑，洛阳则是支撑帝国运转的重要生产与技术创新臂膀。
然而，这种分工也带来了严峻的物流挑战，庞大的长安城，作为拥有数十万常住人口、常驻大量军队与官僚机构的帝国中枢，其本身几乎是一个饕餮巨兽。
它消耗着海量的物资，却自身出产能力有限。每日，成千上万的漕船、车队，将关东、河东、巴蜀的粮食、布帛、木材、薪炭、食盐、钢铁、棉花、乃至洛阳工场产出的玻璃器皿、精致纸张、新式农具……源源不断地输入关中。
而这条生命线的咽喉，便是黄河上的天险——三门峡，一日不解决三门峡之困，漕运总量便一日难以大幅提升。
三门峡如同卡在帝国经济动脉上的一根骨刺，虽不致命，却时时作痛，限制着长安乃至整个关中地区承载力的上限。
在国政纲要里朝廷并没有提及三门峡，毕竟写在里面的东西那就得完成，现在朝廷还没有解决三门峡天险的能力，但是对于三门峡，朝廷也得想办法解决，尤其是在朝廷财政极其富裕的情况下，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帝国中枢长久安全与动员能力的战略议题。
司空府衙内弥漫着一种混合着陈年简牍、新墨与淡淡计算用筹草的气味，作为总理天下河工、城池、道路、宫室营建的司空，司空贾诩端坐主位，虽须发皆白，身形清癯，但目光依旧沉静锐利，仿佛能穿透舆图上的山水脉络，直抵问题核心。
他的案头摊开着数幅精心绘制的黄河中游及三门峡地段舆图，旁边堆着厚厚的历年水文记录、漕运损耗报告以及少府、将作监关于工程耗资的初步估算。
“所以，诸位反复审议，眼下难点，依旧首在流沙？”贾诩开门见山，手指轻点舆图上三门峡那段曲折的河道。他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负责技术考订的是几位水利博士与地理舆图博士，几位博士显然有备而来，舆图、算筹、泥范模型陈列一旁。
一位年资较深的水利博士上前一步，拱手答道：“司空明鉴。诚如所言。三门峡天险，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固然难行。然若倾举国之力，以当今之工程技术，辅以大量人力物力，并非无法开凿更稳定之航道、修筑牵引栈道甚至考虑局部改道。真正的顽症，在于黄河之水所挟带的巨量泥沙。”
他指向泥范模型上象征河床的部分：“即便今日我等强行拓宽、疏浚了航道，甚至修建了永久性的水门、船闸。以眼下河水之含沙量，不出五年，甚至可能更短，新辟的航道、修建的设施，便会被上游源源不断冲下的泥沙迅速淤积、填塞。”
“届时漕运将再次断绝，前期投入巨万之功，尽付东流。更甚者，不当的工程干预，若改变了局部水流态势，可能导致泥沙在更关键的位置淤积，抬升河床，反而加剧上游的水患风险。此非治本，实为遗患。”
贾诩微微颔首，他转而问及一个更为根本的参数：“如今这河中泥沙，据报仍是一石水，四斗泥？”
另一位专司水文测量的博士应声道：“回司空，去岁秋冬及今春开河后最新勘测，三门峡附近河段，平均含沙量约为每石水三斗八升泥沙。依据往年规律及今春雨情预估，夏季汛期到来时，峰值极可能再度突破四斗。全年平均下来，恐与去岁相差无几，仍在四斗上下浮动。”
这个数字让厅内陷入短暂的沉默，一石水近四斗沙，意味着黄河水有近四成是固体泥沙，其侵蚀、搬运、沉积的能力与对工程的破坏力可想而知。
自刘辩决意迁都、疏通渭漕以来，朝廷十年来在关中水土治理上投入不菲，秦岭植树、塬区固土、推广新式农法以减少垦殖流失，但是几百年的问题怎么可能在短短十年内就彻底解决。
贾诩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光滑的表面，发出笃笃的轻响。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几位博士，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那么，依诸位之见，若朝廷决意启动一项旨在永久性或长期性改善三门峡通航能力的大工，河水含沙量，至少需降至何种程度，方有成功实施并维持的可能？”
几位博士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由那位资深水利博士郑重回答：“司空，非是我等畏难。经多次模拟推演，结合古籍记载与前代教训，若要工程能有持续效用，不至速朽，河水含沙量，必须稳定在两斗以下，最好能降至一斗五升左右，我等方有把握通过一系列闸坝、引水、沉沙、冲沙等复合水利设施，将大部分泥沙导离主航道，或定期清除。”
“即便如此，也需建立常设机构，每年进行规模可控的维护性清淤，而若如眼下近四斗之量……”
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无比清晰：在目前的高含沙量下，任何试图固定航道的大型工程，都会被迅速淤平，清淤的成本将成为一个吞噬国库的无底洞，且事倍功半。
含沙量上涨一倍，所需清淤的土方量、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绝非线性增长，而是近乎指数级的飙升。
因为泥沙不是均匀沉积，它会在水流变化处形成拦门沙、浅滩，彻底改变河道形态，使得清淤工作变得极其复杂和危险。
贾诩听完，缓缓靠回椅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司空府内博士们屏息静候，他们知道，这位老谋深算的司空，正在心中权衡着天文数字般的工程预算、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才能初见成效的水土保持前置投入、与帝国眼前迫切的漕运需求之间的巨大矛盾。
钱，朝廷现在或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