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辩先对之前关于经学地位的讨论做了定调：“方才所言经学之事，甚为妥当。经学乃国之根本，关乎教化人心、确立纲常，自然不可废弃，太学经学博士之位必须保有，且需支持其精研深究。”
他肯定了经学的核心地位，旋即话锋微转：“然，国之所需，日益繁复。工、农、医诸科，于富国强兵、安民济世，作用日显。朝廷在取士、拔擢之时，亦需相应加大对工、农、医等实学人才的重视与提拔力度，使学有所长者，皆能报效国家，各展其才。”
太常卿面带忧色，躬身奏道：“陛下，臣近日得闻，太学之内，诸生聚议朝政之风愈演愈烈。或于斋舍争辩新法利弊，或于茶肆臧否边将得失，甚至有人仿效清流，拟写时评私下传阅。”
“长此以往，恐学子心思浮荡，荒废学业，更恐有不明事理之言流传外界，扰动视听。是否……需明令限制一下太学诸生对于朝政的公开议论？将他们的心思，收束回书本经典与实用学业之中。”他的建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保守官员的看法：学生就该专心读书，议论政事是不务正业，且可能带来麻烦。
对于太常卿提出的限制学生议政的建议，刘辩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抹了然又略带戏谑的笑容：“限制？限制有何用？”
“人心最是难测，亦最难强缚。议论朝政，于那些年轻气盛、自认胸怀韬略的太学生而言，恰是一种娱乐，一种展现才智、抒发抱负、乃至在同侪中获取声望的方式，其乐在其中，甚于枯燥诵经。”
“倘若他们本就视学习为苦役，视这议论朝政的清谈为乐事，那么，即便朝廷下旨严禁公开议论，他们便真的会收心埋头苦读了吗？恐怕不然。心思既已不在学业上，禁了公开议论，他们也会找到其他消遣——或沉溺诗酒宴游，或钻研棋弈书画，甚或滋生其他更不堪的嬉戏。”
“朝廷能禁得了所有娱乐吗？学习终究是自己的事，需要内在的驱动力。朝廷可以设立规矩、提供条件、指引方向，却无法拿着鞭子，逼每个人都成为嗜学如命的书痴。”
“朕看这议政成风，根子恐怕不在于学生天生爱捣蛋，而在于他们太闲了！”刘辩基本没有闲下来的时间，从十三岁开始他就少有闲暇，但是他也知道闲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他如果真的不再关心政务，那闲下来的他必然会选择酒色为伴，毕竟真的没有事情干，除了找乐子以外还能干什么？
他回忆起太学重建之初的景象：“当年太学初立，课程繁杂，经史之外，算学、律法、天文、地理乃至初步的政务案例分析，皆需从头学起。学子们每日埋首书案、演练算筹、辩论案例，时间尚且不够用，何来余暇终日高谈阔论？”
“而如今呢？”刘辩话锋一转，点出关键变化，“预科班已推行多年。各州选拔来的俊才，在进入太学前，便已在预科班中学习了部分太学的基础课程，对经史义理、算学常识乃至朝廷大政方针，已有相当了解。如此一来，他们进入太学后，面对许多似曾相识的课程，自然觉得不饱和，课业压力远不如前辈们沉重。”
“有了大把的空余时间，”刘辩继续推导，“加之他们对自身前途有相对明确的预期——只要按部就班，顺利毕业，凭借太学生的金字招牌和朝廷历年来的任用惯例，一个中央官署的职位几乎是囊中之物，至少起点远高于常人。既然前程似乎已有保障，课业又不甚繁难，那刻苦钻研的动力从何而来？娱乐与社交，便成了填补空闲、满足精神需求的必然选择。”
“而在诸多娱乐中，议论朝政堪称绝佳。其一，它看似高端，与他们的身份和所学隐隐相合，不像斗鸡走马那般低俗；其二，它成本低廉，只需一张嘴、几个同好即可进行，无需多少银钱；其三，它极具社交性和表现性，能在同窗中迅速建立见识超群、忧国忧民的形象；其四，它似乎无直接危害，不犯律法。既能打发时间，又能收获名声，甚至可能偶尔有一两句高见传入师长或朝廷耳中，留下印象。如此一本万利的娱乐，他们为何不热衷？”
刘辩的这番分析，层层递进，从人性弱点谈到制度设计带来的空闲，再到具体娱乐形式的选择逻辑，将太学生议论朝政成风的表象，剖析得淋漓尽致。
殿中诸臣听罢，有的若有所思，有的面露恍然，有的则不禁苦笑。
键政自古以来就是所有百姓的绝佳娱乐，老娘们在那里就邻里关系说三道四，老爷们也会就国家大事发表高见，八卦就是人类的天性，而且这种娱乐措施既能打发时间，又不需要花费什么，百姓也乐的参与其中。
“所以，”刘辩总结道，语气恢复了帝王的沉稳，“简单禁止议论，是扬汤止沸，甚至可能激起逆反。关键在于，如何让太学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乃至未来的前途预期，重新变得具有挑战性，能够真正激发学子们的求知欲和紧迫感，让他们自愿将宝贵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学习与实践中去。”
“孔融、张范他们正在议的改革，方向是对的。朝廷要做的，是引导和支持太学完成这场自我革新，让学习本身重新成为太学生校园生活中最充实、也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至于闲暇时的议论……只要不违背大节，不触犯律令，便由他们去吧。说得多了，或许也能锤炼几分思辨之才，总比耽于其他嬉戏要好些。”
刘辩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太学一隅，而是投向了由他一手推动建立、正在全国范围内快速铺开的庞大官学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未来必将引发的连锁反应。
“太学之事，关键还在于其自身能否革除积弊，焕发新生。”刘辩的语气带着一种冷静的审视，“若其内部故步自封，抗拒变革，朝廷也不会无限期地投入过大精力去强行扭转。须知，太学，终究只是朝廷设立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是培育人才的工具之一，而绝非不可替代的国之根本。”
这番话让殿内重臣神色一凛，意识到天子对太学的态度并非无条件的维护。
“如今朝廷治下，高等教育学府已非太学一家。鸿都大学专精实用技术，帝都大学博通杂学由皇室供养，未来，只要条件成熟、确有需要，朝廷完全可以，也应当设立更多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高等学府。”
“教育体系既已搭建，从乡学、县学、郡学一路遴选上来的学子，苦读近十载，朝廷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明确的未来和上升通道，这是制度承诺，也是维持体系运转的信誉所在。”
他的思绪进而延伸到更基础的教育层面，揭示了一个即将到来、且规模更大的挑战：“再看基层。如今乡学、县学方兴未艾，生徒多来自略有资财的农家或小吏之家，毕业者或可协助里正、担任基层书吏，或回归乡里成为有文化的农夫、工匠，目前尚无太大压力。”
刘辩话锋一转，指向不远处的未来：“然，五六年之后，待首批完整经历乡学、县学教育的学子成长起来，涌入郡学之时，人满为患之景必将出现。届时，朝廷将面对数以万计、读了近十年书、通晓文墨算数、见识远超父辈的年轻人。若朝廷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多超越传统农耕的出路与上升空间，难道让他们全部回家种地吗？”
“若是那样，这些花了十年光阴读书明理、心中已怀有不同于父辈期望的青年，若是不生事端，倒真对不起朝廷这么多年苦心培养了。”
他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与责任：“这个麻烦，是朝廷主动选择带来的。倘若朝廷不推行普及教育，让绝大多数人世代固守土地，目不识丁，那么治理反而简单——只需从极少数能读书的阶层中选拔官吏即可。但……”
刘辩的声音变得坚定：“朝廷既然决意建立覆盖全民的三级官学体系，决心让更多寒门子弟读书认字；既然朝廷要追求高速发展，强化中央集权，深入基层治理，那么，系统性地培养远超以往数量的读书人、知识阶层，就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必须面对的未来。”
然而，刘辩并无惧色，他将此视为发展的必然阵痛：“这些问题，并非致命顽疾，而是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解决之道也必然在于继续发展。朝廷要做的，不是遏制教育，而是超前规划，双管齐下：”
“其一，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容量与多样性。在太学、鸿都、帝都之外，根据各地产业特点，或根据新兴领域需求，适时增设新的高等学府或专门学院。让郡学之后的优秀学子，有更多元、更对口的深造选择，而并非全部挤向传统的仕途独木桥。”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是在发展中创造大量新的、需要知识技能的就业岗位。”刘辩的目光灼灼，“这正是为何朕力推《新纲要》，大力发展官营重工、扶持新兴行业、完善全国交通与水利网络、拓展西域贸易、加强郡县司法行政专业化……所有这些举措，不仅为了强国富民，也同样是为了吸纳未来将从各级学府中涌现的知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