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说还有地方性法令，一个比两千石的郡守都能对这内容做出修改，这东西要是神圣的，那修改法令的郡守又该是怎样的存在？
若一个社会，人人只得标榜自己守法，并以此为莫大荣耀，四处宣扬……这非但不是治世之象，恰恰是末世之兆！
这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已然堪忧，以至于不违法都成了需要大肆表彰的稀缺品质！
当守法成为最高美德，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盗窃不伤人便可自诩良民，意味着官吏不公然贪墨便可自称清廉，意味着商贾不欺诈到被告官便可标榜诚信！
天下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许多出身经学、心怀理想的官员，心中或许还回荡着这样的呐喊。
他们梦想中的盛世，是君明臣贤、礼乐融融、道德之光普照，人人皆为尧舜之民，官吏皆是伊吕之臣。
法令刑名，应当隐于幕后，仅在对付极少数奸邪时才不得已而用。
可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
更多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曾在郡县直面过钱粮刑狱、见识过胥吏手段、深知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三公九卿与实务派重臣，他们比谁都清楚，道德的理想国在复杂的人性欲望和现实利益面前，是何等脆弱。
当缺德的成本近乎于零而收益肉眼可见时，纯粹的道德呼吁，往往如同清风拂过山石，留不下太多痕迹。
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清醒，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的悲观共识，通过《汉官仪》这样的底线约束工具，才逐渐从一种备选方案，变成了许多人眼中必然之事。
朝廷不能坐视道德水位在无形的侵蚀下不断下降，必须未雨绸缪，或者说必须为已经到来的道德滑坡，做好最基础的托底工作。
重建道德高塔，是朝廷教化永恒的主题，是太学博士们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长远目标，但这目标能否达成，何时达成，尚未可知。
而在那之前，甚至在那漫长努力的过程中，朝廷必须确保，整个社会，尤其是其权力执行中枢，官僚系统不至于因底线失守而彻底崩坏。
守好底线，让社会最起码还能维持基本秩序、保障基本公正、维持最基本的运行效率，这是朝廷眼前不容有失的责任。
当贾诩、卫觊等人抽丝剥茧般将问题剖析至此，当“以法固底，以德求高”的阶梯模型逐渐清晰，殿中的天平开始明确倾斜。
三公之中，司空贾诩的态度早已明朗。
此刻，太尉刘表缓缓出列，声音沉稳：“臣以为，《汉官仪》所定，虽显严苛，然确为整肃吏治、防微杜渐之必需。军中亦讲法度森严，方能令行禁止。吏治如治军，无规矩不成方圆，臣附议。”
司徒裴茂亦颔首道：“郡县之治，贵在承上启下。若无明晰章法以束吏手，则朝廷良法美意，必溃于执行。《汉官仪》划出红线，正可使良吏有所恃，庸吏有所惧，猾吏有所忌。于国于民，长远有利，臣亦附议。”
九卿也纷纷或明确表态支持，或沉默不语，但无一人在此刻站出来激烈反对，他们的态度，本身就代表了官僚系统核心部门对此事的某种默认或权衡后的接纳。
当以三公九卿为首的重臣集团形成了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的态势，朝堂上那些原本基于理念或局部利益发出的反对声音，便如同退潮般迅速平息。
个人或小群体的异议，难以抗衡整个统治高层在现实考量下逐渐凝聚的共识。
殿内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诸多目光投向御座，等待着最终的裁决。
刘辩缓缓睁开一直微阖的双目，目光平静地扫过殿下诸臣，终于开口：“诸卿可还有异议？”
这简短的问话，为长达两次朝会的激烈辩论画上了休止符，它意味着表达不同意见的时间已经结束，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
当然了，如果有人还有异议，那就接着吵，朝廷有的是时间让大家吵出一个结果，有的是时间让这部法令圆满无碍的通过，并且执行下去。
“臣等无异议。”以三公九卿为首，群臣尽皆起身，来到大殿中央，整齐划一地躬身行礼，肃声回应。
声音汇聚在一起，在空旷的前殿中回荡，象征着最高统治集团对此项重大改革的集体背书。
“可。”刘辩点了点头，吐出一个字。
没有长篇大论的总结，没有对支持者的褒奖，也没有对反对者的训诫，甚至没有对《汉官仪》的意义再进行任何阐述。
仅仅是一个可字，干脆利落，宣告了一部即将深刻影响帝国吏治走向的法令，正式通过。
这是一种刻意的轻描淡写，作为天子，他本人绝对不能公开贬低道德的作用，反而必须将自己塑造为天下道德的最高标杆与坚定维护者。
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强调教化、推崇德行、褒奖忠孝节义。
如果连天子都公然承认道德在现实约束面前的暂时失效或不足，那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将是沉重打击，重建道德的希望将更加渺茫。
因此，他不能对这场涉及道德与法治根基的辩论，做出任何可能被解读为重法轻德的总结。
保持沉默，仅行使程序性的批准权，是最稳妥也是最高明的选择。
《汉官仪》虽然是作为《正始法典》的配套附件得以提出和审议，但在通过后，其性质被区分开来。
《正始法典》主体被明确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性法律汇编，刘辩公开表示，这并非万世不易之法。
随着时间推移、情势变迁，一旦发现法典存在漏洞，或遇到新的现实问题，朝廷将会对其进行修改、增补，这赋予了法典必要的灵活性和时代适应性。
只是以后的修改都要在正始法典的基础上进行，后来者也可以更改这套法典的名称，不再像之前历代那样时不时多出一道解释或者一道诏令来解释或修改法律，以后所有的修改都在法典上描绘出来，给所有学习律法的人一个明确的标准。
正始法典本身并没有什么创新，就是将两汉四百年零零散散的案、比、条、令集中到一起，进行总结与删改，以一种完整的姿态呈现在所有学习者面前，以后大家再也不会因为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条新的法令而有所改动。
以后判案就秩序按照法典内容进行，无论是学习律法的人还是判案的人，都有了足够清楚的标准。
而《汉官仪》则被赋予了某种超越一般法令的特殊地位，它不被简单地视为可随时修订的行政规章，而是被定位为史书的一部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如何试图规范官僚自身行为的重要历史文献。
它的修改被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并非随着日常行政需要而变动，而是要等到朝廷下一次重新修史时，才会被重新检视和可能的修订。
这意味着《汉官仪》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不是可以轻易博弈或绕过的临时规定。它像一把悬在头顶的、铭刻着时代印记的铡刀，提醒着所有官吏，他们的行为将被置于更长久的历史尺度下审视。
当后世王朝或时代修史时，面对这部《汉官仪》，他们可以选择紧随时代变化，对官僚系统做出新的、或许更严格的规训，也可以选择由当时的官僚系统自身决定放松对自己的管制。
但无论如何选择，青史昭昭。
后人翻开史书，看到这部《汉官仪》，看到后世对它的修改方向，自然会对那个时代的吏治状况、统治集团的决心与自律程度、乃至王朝的兴衰气运，做出他们自己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