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座之上，刘辩的姿态很是放松，自始至终，他未曾轻易开口，更未动用天子权威去打断或压制任何一方的言论。
《汉官仪》的核心思想、最初的源头与最坚定的支持者，毫无疑问正是他这位天子。
是他看到了旧有律令对官僚权力约束的无力，是他洞察到若不将统治的触角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深入基层，任何盛世蓝图都将是空中楼阁。
然而，天子之威，可强推一时之法，却难铸长久之制。
他可以凭借正始以来累积的赫赫威权、军事胜利、以及集中皇权的趋势，强行颁下《汉官仪》，命令天下官吏遵行。
以他如今的威望和掌控力，短期内或许无人敢公开违抗，百官会噤声，地方会接旨，表面文章会做得一丝不苟。
但那又如何？
百官内心若不接受，视其为桎梏，阳奉阴违便会成为常态。
他们会用千百年来官僚系统最擅长的方式，拖延、曲解、变通、敷衍来消解其威力。
更致命的是，后世之君呢？
他刘辩能保证子孙后代个个如他一般，拥有压制整个官僚集团的绝对威望和铁腕吗？
纵观大汉前二十四帝，能有此等持续强势掌控力的，屈指可数，将希望寄托于后世帝王的个人能力，无疑是危险的赌博。
一道仅仅依靠最高权力强制推行、却未被官僚系统内部至少部分消化吸收的法令，其命运注定是在推行者离去或威权稍弛后，迅速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被反向修改、名存实亡。
因此，刘辩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将舞台让给臣子们，这必须是一场属于官吏自身的论战。
他需要看到，在朝堂之上，是否有足够分量、足够智慧的官吏，能够理解甚至拥护《汉官仪》背后的深层逻辑。
不是为了迎合上意，而是出于对官僚系统自身长远生存与发展、对帝国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需求。
他需要看到，支持者如何驳倒反对者，如何完善条款以增加可行性，最终，如何让相当一部分官吏觉得，这部法规虽然带来了限制，但也带来了秩序、公平和更清晰的上升通道，是对自己人系统的净化和升级。
只有当《汉官仪》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官僚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用于自我规范和改良的共识性产物”，它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
执行者才会多一分主动，抵触者才会少一分被强加的逆反心理，它才能超越单纯的帝王术或驭下之道，成为帝国行政文化的一部分。
限制别人容易，限制自己难。
对于台下绝大多数官员而言，皇帝是高高在上、超然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外人。
由外人颁布严格限制自己人行为的条例，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在自己人心中，首先激起的往往是戒备、不满和视为额外枷锁的抵触。
但如果是以贾诩、卫觊、以及他们可能争取到的其他务实派、改革派官员为首，推动并通过了这道法令，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在官僚集团内部，有一股强大的、清醒的力量，已经认识到无序的权力和失范的行为，终将腐蚀这个集团赖以存在的根基，乃至危及天下。
他们愿意自缚手脚，是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行得更健康、更持久，是为了天下这个更宏大的目标。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治理天下，不能仅靠天子一人的意志驱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必须让这部机器的核心部件也就是官吏群体产生内在的、向着良治方向运转的动力与共识。
或许，严格的规范固然带来不便，但也可能带来更公平的升迁环境、更少的人情负累、更清晰的职权界限？
或许，一个更有秩序、更受信任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对他们自身的名誉和长远利益并非坏事？
前殿中的争论，在贾诩定下基调后，并未平息，反而转向了一个更根本、也更难有定论的方向。
表面上，大家仍在讨论《汉官仪》的具体条款，某项回避规定是否过于宽泛，某种程序要求是否会降低效率，某类惩戒措施是否轻重失当。
但所有明眼人都清楚，潜藏在字句交锋之下的，是两种治国理念、两种官僚生态观的激烈碰撞。
焦点已不再是是否需要约束官吏，而是朝廷应以何种标准塑造和取用人才，来确保官僚系统的健康运转。
是依靠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还是依靠外部刚性的法令约束？
治国要靠法令，但是治国更要靠道德！
法治败坏之国，尚可以雷霆手段，重申法令，以刑止刑。
可若道德普遍败坏，人心不古，人人皆以缺德为能事、以钻营为本事之时，朝廷欲重建道德，岂非天方夜谭？
届时，道德非但不能带来益处，反成累赘。
你有道德，讲原则，守规矩，别人却无底线，善钻营，敢伸手，结果便是守德者吃亏，缺德者得利。
道德本身除了一点内心喜悦的虚幻慰藉，在现实利益面前苍白无力。道德滑坡易如反掌，因为除了可能被人背后骂一句缺德，几乎没有任何即时可见的损失！
等到人人都发现缺德才是最优生存策略时，再谈道德教化，恐已回天乏术！
支持《汉官仪》的人包括刘辩自身，此刻也不敢公然否定道德的作用，那等于挑战立国之本。
“诸公，方才同僚所言，虽显激切，却道出几分现实忧患。我等绝非否定道德教化之至高价值，相反，《汉官仪》之最终目的，亦是期望官吏能超越其条文限制，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觉境地。”卫觊本身的职位很低，但是作为《汉官仪》的总编修，面对质疑的声音，卫觊本身就得扛起应对质疑的大旗，他必须得站出来亲自去解释。
无论这部法令的思想来源于谁，获得了谁的支持，卫觊本人作为总编修，他需要向大家阐述这部法令的根本意义。
他先定下基调，表明立场并非反对道德，继而话锋一转：“然则，道德如高山，令人景仰，却非人人可即刻登顶。法令，则如登山之路径与护栏。《汉官仪》所求，非替代道德之高标，而是筑牢官吏行为之底线。它旨在明确，何为绝对不可为；一旦触及，必将受到何种惩戒。它是要保证，即便在道德风气面临挑战之时，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行，不至于跌破最低限度的公正、效率和廉耻。”
“此法并非不信任官吏之道德，而是为道德可能面临的滑坡，设置一道最后的、明确的、可执行的闸门。”卫觊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它是在告诉所有人，你可以追求成为道德君子，那是朝廷所乐见、所褒奖的。但你至少必须遵守这些基本规则。”
“只要不跌破这个下限，你依然是合格的官吏；一旦跌破，则必须接受司法教育，即明确的惩戒与纠正。此非以法代德，而是以法护德，以明确的规则，为道德的生长廓清污浊的土壤，防止缺德者得利成为常态，从而反过来保护那些愿意坚守道德的君子，不至于被逆淘汰。”
在无法确保人人皆为君子的现实世界，必须先通过法令确立一个不容侵犯的底线，防止系统性溃败，在此基础上，再谈道德的提升。
这场辩论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德治派无法否认现实中道德脆弱的一面，法治派也无法抛弃道德这面旗帜。
至于法律是神圣的这种屁话也没有人去说，法律本身都可以随时进行修改，甚至都不需要天子，只需要一个高级官员那就能提议乃是直接修改部分法律，这东西跟神圣能够扯上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