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样一批人掺沙子般注入地方官僚系统，尤其是中下层关键岗位，其意义重大。
他们可以成为朝廷政策在地方坚定不移的执行者，成为制衡可能存在的旧有胥吏势力或地方豪强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也能从内部逐渐改变官僚系统的风气。
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受伤严重、导致无法独立生活的有功将士，朝廷也绝不会弃之不顾，通通送去帝陵守陵。
帝陵守备部队本身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编制，环境相对清静，保障完善，将这些伤残功臣安置于此，让他们在集体的关怀下“老有所依，饱食暖衣”，免于在地方上可能面临的孤苦无依甚至遭人冷眼的窘境。
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荣誉上的肯定。
“为朝廷流血拼命，朝廷必不负你，生养死葬，荣辱与共。”这份承诺对于凝聚军心、激励士气、乃至在社会上塑造“从军光荣、为国牺牲受尊崇”的风气，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刘辩环视一周，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再次开口，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回荡：“诸卿，可还有不同见解？”
这一次，无人再站出来直接反对。
大家心里都明白，天子决心已定，且理由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帝国长远武备与治理的深层考量。
边患只是表象，甚至不是主要动因；军队自身建设的需求，才是驱动这场战争的核心引擎。
既然天子已经坦然接受并预期了这场战争在经济上的亏损，并将其视为维持和提升那支每年消耗近三十五亿钱庞大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投资，那么再纠缠于钱粮耗费，就显得不识时务了。
毕竟，如果花了巨资养兵，却因长期无战事而导致战力下滑、士气萎靡，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和失职。
精兵靠练，但真正的铁血雄师，必须在实战的熔炉中才能淬炼成型。
短暂的沉默后，司空贾诩率先打破了沉寂，并未质疑出兵本身，而是问了一个更为具体和关键的问题：“陛下深谋远虑，臣等钦服。然兵者凶器，动关国运。不知陛下于用兵时机，已有定策否？”
他这是在探问具体的行动时间表，以便相关各部能提前协调准备。
刘辩对贾诩的提问毫不意外，显然早有腹案。
他微微颔首，给出了一个明确且略显遥远的日期：“朕意已决，于正始十九年春季，正式集结大军，出塞北击，犁庭漠北！”
“十九年春……”殿内响起一阵低低的重复与议论声。
这意味着从此刻算起，有接近两年的筹备期，这个时间安排，让许多原本还有些担心准备仓促、可能导致意外的大臣，心中顿时安定了不少。
刘辩进一步解释道：“此非帝国内部平叛，乃是远征塞外不毛之地。自孝武皇帝后，朝廷对漠北虽非一无所知，朕登基以来亦着意搜集情报、绘制舆图，然毕竟山川阻隔，胡情诡谲，非如内地州郡了如指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他引用了孙子的名言，强调其慎重：“一年半的筹备，非为拖延，实为万全。朝廷需利用此时间：一、进一步核实、补充漠北水文地理、部落分布、季节迁徙路线等情报；二、精心选择并训练参战部队，尤其是适应长途奔袭、草原作战的骑兵与混成部队，并储备足够的战马、骆驼；三、在幽、并、凉沿边要地，预先囤积粮草、军械、药品，建立稳固的前进基地和补给线；四、制定详尽的作战计划与应急预案，包括不同季节、不同敌情下的应对策略。”
他特别点明了选择春季出击的原因：“冬春之交，塞外苦寒，水草未丰，牲畜羸弱，正是胡人最为脆弱、机动能力受限之时。我大军若于此时以雷霆之势出击，可最大程度杀伤其有生力量，摧毁其越冬储备，使其难以迅速恢复元气。”
“至于此战能否一劳永逸解决边患？朕不敢作此想。漠北广袤，游牧为生，除非朝廷不计成本，移民实边，建立永久军镇，常年驻守，否则边患之根难除。此战首要目标，乃练兵、练将、立威、削敌，其次才是拓地或寻求永久解决之道。”听到天子如此周密的筹划、充分的准备时间安排以及对战争目标的务实定位，殿内群臣的最后一丝疑虑也基本消散了。
长久的筹备期意味着更低的军事风险，更充分的物资保障，更成熟的作战方案。天子并非穷兵黩武，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目标明确地发动一场旨在锤炼军队、打击敌人的战略性行动。
司徒裴茂此时出列，代表文官系统表态：“陛下筹划周全，老成持重。既有近两年时光筹备，尚书台当会同大司农、军机台等衙署，详细核算所需钱粮、物资，分年编列预算，确保供应无虞。”
刘辩满意地看着群臣最终达成共识，并开始主动承担起各自职责。
他最后强调道：“诸卿明白朕意便好。此战，朝廷要做好万全准备，力求胜算。然战场之事，瞬息万变，胜败乃兵家常事。朝廷亦需为可能之失利预作绸缪，包括善后、抚恤、舆论引导等，不可存丝毫侥幸之心。朕要的，是一支经得起胜利也经得起挫折的铁军，是一个能从容应对任何结果的朝廷。”
“臣等谨遵圣谕！”殿内响起整齐的应和声。
关于北击鲜卑的大政方针在御前会议上基本确定后，殿内凝重的气氛为之一松，但一种新的、更为具体的分工与合作态势也随之清晰起来。
打不打这个最高层次的战略决断，已经由天子提出，并经过与三公九卿等重臣的充分商议后，最终由天子乾坤独断，拍板定案。
然而决策链条到此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下一个更为专业和机密的环节，朝臣们即便是位高如三公，此刻也默契地收敛了就此议题继续深入讨论的意图。
因为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怎么打？”、“派谁打？”、“具体需要多少钱粮物资，如何调配保障？”这些已不再是他们职权范围内能够、也应该去直接干预和商议的范畴了。
这涉及帝国最高军事机密的筹划与执行，属于军国机要的核心部分。
自刘辩改革中枢体制以来，这类事务的专属议决平台，乃是设于禁中、直接对天子负责的军机台。
因此，当刘辩说出正始十九年春出击并阐述了基本意图后，像司徒裴茂、司空贾诩等人的表态，都集中在遵旨筹备、协同保障等外围和支撑性工作上。
刘辩也适时的为这次讨论划上了明确的休止符，他目光扫过众人，语气转为部署具体任务时的清晰果断：“北征之事，大略已定。具体方略筹划、将领选任、钱粮细目，朕自会召军机台及相关职司详细议定。诸卿各安本职，依方才所议，做好各自辖内配合筹备事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