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远征漠北的战略决策已然下定，大规模的军队集结与开拔却绝非一蹴而就。
眼下最紧要的，并非震天的鼓角与如林的枪戟，而是沉默却至关重要的战前筹备：清点与调动各处军马场的良驹，检验并翻新库存的弓弩刀甲，开始小规模、分批次地向北境前沿转运精粮草料，并从天下各军精心筛选骑术精湛、耐苦寒、擅长途的锐士。
此番远征，靡费惊人，其根源远不止于漫长的补给线所带来的额外消耗。
深入漠北草原，与游牧主力决胜，意味着此战必须以骑兵为主力，甚至可能是纯骑兵的机动军团。步兵方阵在此等辽阔地域与高速机动的敌人面前，几乎无法发挥效用，反而会拖累全军。
而骑兵一动，便是金山银海铺路。
尽管马蹄铁的应用已大幅减少了马匹因长途跋涉而蹄甲受损的几率，但高强度训练本身带来的损耗依然可观。
一匹合格的战马，其培育、训练、装备成本，折算下来价值数万钱。训练中一次意外的骨折，一场突发的疫病，便意味着数万钱的国库投入瞬间化为乌有。
若为提升战力而加大合练强度，尚未接敌，仅是训练损耗便可能轻易吞没数百万乃至数千万钱。
待到真正出塞远征，风沙、疾病、战斗带来的马匹损失，更将是天文数字。
朝廷战马的主要来源，集中于凉州、并州的几处大型官营养马场，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莫过于祁连山下的山丹军马场。
筹备的第一步便是将大量已训练成熟的军马从山丹等地调出，南运或东输至指定的集结地域，让遴选出来的骑士与这些陌生的坐骑尽早磨合，培养人马一体的默契，方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然而，这庞大的马匹调动与人员磨合开销，相比起大军正式开拔后的耗费，仍不过是序幕。
上一次动员大规模骑兵深入漠北，还是在正始九年春对鲜卑的重大军事行动。那一次，朝廷足足提前数年缩衣节食，多方筹措，才攒够了出击的本钱。
而此番，从决策到预计出击，准备时间满打满算不足两年。虽然朝廷近年一直保持着战略戒备，持续进行着军备更新和边塞建设，但真到了要支撑数万铁骑远征数千里之外时，每一项花销都是实打实的巨款。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钱从哪里来？
尤其当下，河北数郡刚经历过连续三年的灾情，朝廷正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赈济与恢复；同时，一项更为宏大且耗资不菲的工程正在全速推进——在各郡、县、乡三级大规模设立官学，普及教化，这同样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财政投入。
在此背景下，尽管朝臣们皆知远征漠北花销巨大、亏损严重，却罕见地无人直接质疑军费从何而来，仅止于强调其耗费之巨。
这份沉默的底气，根源在于一项即将结出硕果的国策——度田与新田税。
自正始十四年末，朝廷明确下达“五年内完成全国度田”的规划后，这项触及帝国根基的工作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期。
朝廷虽给了五年期限，但无论是总领全局的尚书台，还是具体执行的各州郡长官，无人敢真的卡着最后时限来办事。
若因拖延导致本地度田未能按期完成，主官必将面临严厉问责。
更何况，在朝廷持续增派专业官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且已有数个关键大州成功完成度田、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背景下，剩余州郡的进度远比预想中快。
最新呈报的汇总数据显示，预计在十七年年底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度田外业核查与数据登录工作便可基本宣告完成。
至明年，即正始十八年秋税之时，便能依据全新的、准确的田亩册籍，首次全面征收划一的新田税。
已经初步清查汇总的土地数额，达到了惊人的十点三亿亩（汉亩，即不到现在的七亿亩），根据各地上报的边角余地与复核预估，全国土地总额预计将在十二亿亩（汉亩，不到现在八点五亿亩）左右。
以每亩征收十钱计，仅此一项，每年便可为国库带来一百二十亿钱的稳定收入！
这还未算入同样将基于更准确户口数据征收的口钱及户赋等项以及另一个财政大头算税，在新税制完全落地后，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将稳稳突破两百亿钱大关！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史无前例的数字，是大汉立国四百年来从未达到过的财政巅峰，度田之功，犹如为帝国挖掘出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稳定而丰沛的金矿。
正因如此，当刘辩与核心重臣们审视着远征漠北的预算时，心中是有底气的。朝臣们不再纠结于钱从哪里来，甚至开始隐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奢侈的烦恼——如此巨量的财政收入，该如何有效地使用、调配，才能最大化其利国利民的效用？
如何既能支撑起犁庭扫穴的赫赫武功，又能持续滋养国内的教育、水利、民生等百年大计？
刘辩的财政规划，远非朝臣们那般带着暴富后的茫然与谨慎。
对他而言，将每年预计超过两百亿钱的巨额收入高效、有力地花出去，并确保其产生最大化的战略收益，不仅是一项职责，更是一种早已成竹在胸的艺术。
他深知，这两百亿钱绝非帝国财政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阶段的起点。
隐藏在度田与新田税巨大成功背后的，是另一项更为复杂、牵动更深层次利益变革的工程——算税的彻底改革。
现行的算税征收在其设立之初，朝廷便缺乏有效核查天下豪族真实资产的能力与手段，最终不得不演变为一种变相的包税制：朝廷根据大致估算和某种默契，对各地大族规定一个相对固定的算税总额，只要该家族按期足额缴纳这笔钱，其名下究竟有多少田宅、奴婢、贵金属、商产，官府便不再深究，彼此心照不宣。
这种制度固然简化了征收，保证了朝廷一部分稳定收入，却也意味着大量应被课税的资产被隐匿，朝廷财政损失巨大。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持续两年多的分家析产政策，其深远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许多盘踞地方数百年的豪族主体被强制性分散、迁徙，力量大为削弱。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强制拆分和资产重组的痛苦过程中，朝廷的官吏深度介入，通过登记、仲裁、分割，已经初步摸清了这些家族核心资产的底数。
这就为彻底改革算税制度，将其从模糊的包税制转变为基于真实资产核查的比例税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基础。
改革的时机需要精准拿捏，算税新制一旦落地，意味着要对天下所有有产者的资产进行彻底清查并按率征税，其引发的震荡和反弹，将远比度田更为剧烈和广泛。
在帝国精锐大军即将远征漠北、国门之外强敌环伺的关键时刻，内部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稳定。
先外后内，先军事后财税。
必须等到北伐大军得胜凯旋，携大胜之威，以绝对强势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才能从容启动这场更深层次的财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