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孝义无法成为杀人免罪的理由，也就意味着刘辩对于正始律令的一部分期望已经达成，留下的唯一口子便是由于政府司法不公而导致的血亲复仇可以大幅减免刑罚，也就是说不用死罪，但是该受的惩处还是得有。
而诸如像夏侯惇那样为老师名誉杀人的人，那必然是要处以死刑，绝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三大基本法则的确立也宣告着朝廷在律法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原则，但是《正始律令》的编纂，绝非仅仅是对过去四百年律令、诏书、决事比的汇总、删繁就简和体系化。
它更肩负着一项跨越时代的使命：为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大汉帝国，描绘发展蓝图，确立行为规则，保驾护航。
那么，大汉的未来要向何处去？朝廷的国策将鼓励什么、抑制什么？这部即将诞生的根本大法，又该为何种力量鸣锣开道？
“产业资本！”刘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或者说工业资本。”刘辩给产业资本的方向明确了方向。
自商君变法于秦，废井田、开阡陌、奖耕战、明法令，华夏便已悄然迈入一个资本开始扮演关键角色的时代。
彼时之资本，首在于土地与人力结合的农业资本。列国争雄，强弱更迭，其核心之一便是看谁更能有效动员和组织这部分农业资本，将其转化为粮食、兵员和国力。
未能成功转型、固守旧制者，如某些东方小国，终不免落后乃至消亡。
及至战国，七雄并立，便是农业资本发展到极致后，彼此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战争。
其中，将耕战体系、户籍控制、资源动员做到最彻底、最资本化的暴秦，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然而农业资本的扩张有其极限，当可开垦之地近乎殆尽，人口增长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而统治集团的汲取欲望不减反增时，矛盾便会向内爆发，社会不堪重负。
暴秦遂二世而亡，其速与其兴，皆与此资本逻辑的失控密切相关。
高皇帝提三尺剑，再开大汉基业，某种意义上，是接过了继续整合、发展农业资本的使命，但方式更为灵活，留有余地。
然而数百年间，时代已在悄然变化。
技术进步，百工兴盛，尤其是冶铁、制盐、纺织、建筑、舟车器械之业，规模日渐庞大，分工日益精细，其所需投入之巨、产出之丰、利润之厚，已非昔日小作坊可比。
一种新的力量——工业资本已然登上历史舞台，有了与传统的农业资本分庭抗礼，甚至潜力更巨的资格。
大汉朝廷主动让渡了对于遍布郡县乡里的农业资本的微观直接掌控权，将其交予地方豪强、自耕农与市场去运作，朝廷则通过度田、定税、兴修水利、推广农技等宏观政策进行调控，并牢牢握住最终的暴力征缴权与司法裁决权。
而朝廷集中全部精力、资源与智慧所要掌控的，正是这新兴的、更具爆发力的工业资本！
上林苑便是一个缩影，一个象征！
它不仅是皇家苑囿，更是朝廷直属的、规模空前的工业资本聚合体与研发中心！
巅峰时期，朝廷直接掌控的各类能工巧匠逾十三万人！从铸造五铢钱的铜官，到打造兵甲铠甲的尚方，从织造锦绣的东织室、西织室，到建造宫室陵寝的将作大匠……举凡国之重器、尖端技术、战略物资、高端奢侈品，皆在此体系之内。
工业资本比之农业资本，更依赖技术进步，其产值更高，利润更为惊人，并且它能直接转化为更强大的暴力！
朝廷通过掌控最先进的冶铁技术，能得到更坚硬锋利的刀剑铠甲，装备出更精锐的军队；通过掌控大型工程技术与组织能力，能修筑更坚固的关隘城池、更畅通的驰道运河；通过掌控盐铁专卖，能获得稳定而巨大的财政收入……这一切，使得朝廷掌握了远超地方农业资本所能想象的暴力优势与财力优势。
正是凭借这份优势，朝廷才能压制可能地方，保证政令统一，维持天下安定。
然而资本的扩张天性是无序且具有强烈渗透性的。
即便朝廷在战略上主动调整，将农业资本的日常运作主导权让渡于地方，但当工业资本所展现出的庞大利润和增长潜力清晰可见时，渴望财富与力量的大众必然会想方设法挤进这个领域，试图分一杯羹，乃至夺取主导权。
自战国至于汉初，朝廷虽掌控大量官营作坊，但随着天下承平，商贸复苏，私营工业资本亦随之勃兴，尤其是在盐铁、纺织、酿造、矿冶等领域。
其资本之厚、网络之广、手段之活，往往令单纯依赖行政命令与匠户体系的官营工坊相形见绌。
朝廷一度在部分领域，确实出现了工业资本主导权旁落或受到严重挑战的局面。
直到，辣个男人再次出现！
孝武皇帝，刘彻。
孝武皇帝带给历史的，不仅仅是对外开拓的雄图，更是一种应对资本无序扩张、重塑朝廷经济根基的全新资本组织形式——国营资本！
国营资本之思想与实践，源头甚早。齐之管仲官山海，创盐铁专卖，以国家力量经营关键资源，助桓公称霸，此乃国营资本思想之初显。
然真正将其系统化、制度化、并推向历史舞台中央，成为帝国经济中流砥柱的，正是孝武皇帝！
以盐铁官营为标志性政策，配合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举措，国营资本至此进入大成阶段。
朝廷不再仅仅满足于拥有一些皇家工坊，而是以国家名义，通过设立专门的官僚机构，直接垄断关键行业的生产、流通与销售，将巨额利润收归国家财政，用以支撑对外战争、大型工程和中央集权。
此乃国家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度结合，其规模、强制力与战略目的，远非前代官营手工业可比。
孝武皇帝此举，实质上彻底定下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直至今日仍在延续的所有资本纠纷与斗争的一条核心主线：国营资本与私营资本之间的博弈、对抗与平衡。
此一斗争于孝昭皇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及其结晶《盐铁论》中，得到了空前绝后的集中展现与辩论。
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利益，抨击盐铁官营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吏治腐败；御史大夫桑弘羊则捍卫国家干预经济、掌控命脉行业的必要性，强调制国有常，利民为本。
后世所有关于公私之辩、国营与私营孰优孰劣、市场与政府边界的经济思想斗争，其核心论据、精神源头乃至话语模式，几乎都可以从《盐铁论》中找到雏形。
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在为到底国营为主好，还是私营为主好而争论不休。
国营的优势与弊端，私营的长处与短处，在盐铁之辩中已被双方阐述得淋漓尽致。
然而盐铁会议因昭帝年幼，霍光主政，需平衡各方势力，加之《盐铁论》成书作者桓宽的个人倾向，在文本记录上，似乎让贤良文学的言论占了上风，使私营在理论场域取得了一次胜利。
但社会现实与政治实践，绝不会因一本书的倾向而真正扭转。
一个政权，尤其是一个追求长治久安、集中权力的政权，必然会本能地、也必须去争取和维持以国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格局。
这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偏好，而是深刻的现实利益使然：当核心产业、战略资源、巨额利润以国营形式存在时，政权本身便能直接掌控庞大的经济命脉和财政源泉，从而获得更强的行动能力、资源调配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力。
这是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往往超越了个别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即便是最崇尚无为的统治者，在面临重大危机或需要集中资源时，也会不自觉地强化国家经济职能。
当然，由于人性弱点、管理幅度的限制以及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性，国营资本在运行中，总难免会被私营资本的力量撕扯、侵蚀掉一部分利益，甚至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出现国退民进或官商勾结掏空国资的现象。
这是历史的常态，是两种资本形态长期拉锯的表现。
但是，国营资本因其与政权存亡的直接捆绑关系，具有一种不倒翁般的顽强生命力。
当旧的国营体系因极度腐败、效率崩溃或战争破坏而无法保证自身存在时，往往意味着支撑它的政权也已岌岌可危。
旧政权垮台后，新生的政权无论其口号如何，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着手重建或强化新的国营资本体系，以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
资本的进程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技术、组织方式、以及国营与私营的混合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两者之间的张力与博弈，这一核心矛盾却始终贯穿。
而刘辩这一次要在《正始律令》中体现的，也就是对于国营资本和私营营资本的认知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