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非要废除皇权或实行所谓的民选，而是一种极其精巧的皇权主导下的精英共治升级版。
刘辩清醒地认识到，即便皇权高度集中，皇帝个人也绝无可能有效管理、监督帝国数十万计的官吏和亿万子民。
他需要帮手，需要耳目，需要制衡纯粹官僚体系的力量，而传统的宗室、外戚、宦官、乃至清流士大夫，都各有其固有的弊端与局限。
他设想中的勋爵群体理论上超越了地域、出身和单一利益集团，他们因国家认可的贡献而获得身份，其利益与国运绑定更深，或许能成为一种更稳定、更广泛、也更可控的辅助皇权、监督官僚的新基石。
这个构想还非常粗糙，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但它确确实实在刘辩心中占据了一角，因此，当他听到臣子们提议将爵位拿来标价出售时，他本能地感到抵触。
中央集权肯定是要加强的，刘辩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收拢兵权；推行度田新税；改革官制；削弱地方豪强武装，打击潜在割据势力……每一步都在编织一张更密、更紧的中央控制之网。
然而，在这张权力之网越收越紧的同时，中央集权的强化本应使皇权至高无上，但皇帝个人的生理与心智极限，却构成了这无限权力的天然天花板。
当帝国机器随着集权深化而变得更加庞大、复杂，需要最高决策者过问、裁定、画诺的军政要务呈指数级增长时，皇帝便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文山会海与无穷无尽的接见、奏对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事必躬亲等于疲于奔命，皇帝要么被琐事耗尽心力，无暇思考战略大局；要么只能将大量事务的处置权或明或暗地委托、下放给身边的近臣、宦官、外戚，或是尚书台、中书省等中枢秘书机构。
如此一来，看似所有决策最终仍需皇帝圣裁，但决策的依据、方案的拟定、利弊的权衡，往往早已由这些实际经办者所塑造和限定。
皇帝的决策权在很多时候会退化成为对既定方案的被动选择权，甚至是橡皮图章式的认可权。
长此以往，真正的决策重心便会悄然转移，皇权在集中的表象下，实则被架空虚化，皇帝沦为必须依赖某个或某几个权力集团才能运转的泥塑偶像，一旦失去这些集团的合作或欺瞒，便会耳目闭塞，政令难出宫门。
对于皇帝而言，什么都可以丢，唯独最终的、不可分割的、且能基于相对充分信息做出的决策权，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这是皇权的命脉所在，一旦这项权力被侵蚀、被分割、被架空，那么无论名义上拥有多少生杀予夺、封官许愿的权力，都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时可能被真正的操盘手剥夺。
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官、军事统帅、司法终裁者，是庞大国家机器的执政官与首席执行官。这个角色必须处理繁杂的具体政务，协调各方利益，做出日常管理决策，应对突发危机，这个角色容易被俗务缠身，视野可能被眼前难题局限。
但是皇帝也还有汉家天子这个身份，这是大汉政权的法统象征，是天命所归的承载者，是天下万民共同拥戴的至高精神领袖与文化共主。
这个角色超越日常行政，代表着国家的方向、民族的愿景、文明的延续，他需要塑造意识形态，引领道德风尚，把握历史潮流，为大汉擘画长远未来。
这个角色不能也不应过度陷于具体事务的泥潭，他必须站在更高处，看得更远。
庞大的官僚集团，经过数百年的磨合与演化，早已形成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内部运行逻辑和自我保护机制。
他们若铁了心要糊弄、搪塞、乃至暗中架空某一个人，即便这个人是皇帝，并非难事。
他们可以精心筛选甚至篡改奏报，可以统一口径编织谎言，可以拖延、推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或简单问题复杂化，可以用浩如烟海的程式化文书淹没核心议题，更可以结成或明或暗的利益同盟，让试图深入调查的皇帝感到处处掣肘，所见所闻皆是他们想让他看到听到的事实。
这就是天高皇帝远，信息渠道的壅塞与扭曲，使得最高决策者如同盲人摸象，极易被误导，从而做出符合官僚集团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的决策。
让这样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运认同感的勋爵委员会参与到重大政策的咨询、审议，甚至对高级官员任命的审核中来，实质上是引入了一股独立于传统官僚行政体系之外的政治监督与平衡力量。
皇帝可以借助这股力量，更有效地了解民情，制衡官僚系统的欺瞒与惰政，同时避免自身过度依赖某个近臣小圈子。
这并非削弱皇权，而是为皇权构建了一个更稳固、更多元、更不易被单一集团垄断的支撑基础。
当然了，凡事有利必有弊，这也必然会削弱皇帝的权力，但是对于皇权来说，权力分散给很多人和分散给几个人是不同的事情。
而且大汉天子从来没有说大权独揽过，这样的决策形式已经出现过，前汉时期的国人大会就是这样的决策形式。
哪怕是集权如孝武皇帝，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也得在国人大会上跟全体国人解释这么做的缘由，获得国人大会的同意之后，这才让孝武皇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只不过过去的国人大会的参会者只有关中国人，也就是国人暴动里那些国人的后人，无法照顾到全天下的利益，而刘辩要提出的勋爵委员会则是将对象扩充至全天下的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