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财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赋税征收向来都是朝廷的大难题，要是真这么容易拿到新的赋税进项，那刘辩也啥都不用干，只需巧立名目去征税就行。
卖官鬻爵再次出现在了讨论之中，这要是汉家的老传统了，从前汉时期的孝惠皇帝时期就开始了卖官鬻爵，朝廷没钱的时候就开这个口子。
从孝惠皇帝时期为筹措军费、营建陵寝而开此先例，到孝武皇帝为支撑对匈奴的连年征战而设武功爵，允许以钱谷买爵赎罪，再到前汉末世乃至本朝桓灵之世，此策更是屡见不鲜。
它几乎成了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时的一种条件反射式选项，当正常税收不足以应付非常之需，便向民间富裕阶层开放一部分非核心的权力或荣誉资源，换取他们手中的真金白银或实物资助。
陈琳显然对此有过一番思量，他进一步阐述道：“陛下，此法关键在于名与实之置换。朝廷出让者，乃荣誉爵位、部分司法特权、徭役豁免权。此等物事，于朝廷而言，近乎无本；于富室豪右而言，却是彰显门第、规避风险、换取便利之珍物。尤其近年来，民间因商贾、工矿、货殖而积财者甚众，其资财游离于田亩之外，常规赋税难以尽括。若开此途，许其以粮、钱、绢帛乃至军需物资捐输，换取这些虚名与特权，或可迅速聚敛一笔可观资财，且非加赋于普通民户，不伤根本。”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刘辩的脸色，见皇帝并无不悦，只是沉吟，便继续道：“甚至……或可效仿孝武皇帝武功爵旧制之精神，将一批闲散、无甚实权或地处偏远的官职，如某些散官、议郎、地方郡国文学、祭祀之职，乃至边郡某些非关军机的属吏职位，明码标价，许民纳赀选补。此等职位，本就多为安置、荣誉或候补之用，即便授予捐纳者，亦不至严重影响政务运转，却可换取大量钱粮。”
陈琳的话道出了部分实情，对于许多汉人，尤其是那些并非经学传家、难以通过正常察举或考课途径入仕的富商大贾来说，用钱财为家族换取一个爵位光环、一份司法特权、一个免役资格，甚至一个听起来光鲜却无甚权力的官身，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
这能极大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安全感，是光耀门楣、福泽子孙的捷径。
祖宗也干了！
孝武皇帝的武功爵在历史上虽有争议，但也被视为支撑其赫赫武功的财政手段之一。有先例在前，心理上的障碍会小很多。后代子孙效法先贤解决财政困难，在法古观念浓厚的时代，甚至能获得一定的道义辩护。
卖官鬻爵之所以在刘宏时期恶名昭彰，并非仅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而在于其失控的尺度。
刘宏卖官鬻爵的问题一在打破官不过六百石，爵不过中大夫之旧规，开价过高，品类过滥，官可卖至三公九卿，爵可鬻至关内侯，致使公卿之位如同市贾，朝廷威仪扫地；二在于许多职位本就是这些人的囊中之物，刘宏却强令缴纳巨款方可就职，这等于向整个官僚体系额外征收一笔任职税，岂能不招致普遍怨恨？
刘辩始终没有表态，只是静静地听着臣子们的讨论，手指在御案边缘轻轻敲击，陈琳的建议无疑指向了一条可以快速筹集资金的捷径。
如果操作得当，严格限定范围、明确标价、并确保不干扰正常的官吏选任考核体系，或许能在短期内为凉州开发吸拢一笔可观的启动资金，且不至于立即引发剧烈的朝野反对。
毕竟，民间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富户不在少数，而朝廷掌握的荣誉符号从理论上讲几乎是无限的。
但是刘辩不想这么干！
这份抗拒并非源于对卖官鬻爵这一行为本身的道德洁癖或历史恐惧，自孝惠、孝武以降，直至前朝桓悼，此策屡见不鲜，大汉江山并未因此而即刻崩塌，最终仍传续到了他的手中。
这无非是一种解决特定时期财政困境的特殊政策工具，工具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标签，其价值只在于能否有效达成增加朝廷收入这一核心目的，若操作得当，界限清晰，短期内的确能汇聚可观资源。
更何况汉家对待爵位的态度，自高祖以来便与先秦迥异。
在老刘家这位庶民皇帝的血脉看来，好东西理应与天下人分享，于是有了赐民爵的旷古创举：男子成年即授公士，逢国家庆典、皇帝登基、祥瑞出现，更是动辄赐天下民爵一级。
爵位，在汉帝国初期便开始了其通货膨胀与普惠化的进程，其神圣性与稀缺性早已大打折扣。
既然朝廷可以无缘无故地大规模赐予，那么将其明码标价，出售给那些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富户，换取实实在在的钱粮，在逻辑上似乎也顺理成章，且有祖宗成例可循。
而刘辩的抗拒主要源于他对爵位制度未来的角色定位，他有些尚未成熟的谋划，需要依托一套经过改造、重新注入活力的爵位体系来实现。
他担心，此刻若为解燃眉之急而将爵位赤裸裸地置于市场之上，进行一场急功近利的抛售，是否会彻底玷污这一制度的信用，打乱他长远的布局？
刘辩对爵位制度的构想，远比卖钱或普惠更为激进和深邃，他确实有爵位大放送的念头，甚至想打破性别限制，让所有成年男女都能获得基础的公士身份。
大幅降低爵位晋升的常规难度，使其不再仅仅是军功犒赏或国家庆典的点缀，而是与个人的纳税贡献、社区服务、技术发明、教化乡里等更广泛的社会贡献挂钩，成为一种常态化、阶梯式、覆盖全民的荣誉与权益记录体系。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真正的野心在于试图以这套焕然一新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爵位体系为依托，构建一个新的权力参与和制衡框架，即所谓勋爵委员会的雏形。
在他的远期设想中，当爵位持有者达到一定数量规模，且晋升机制相对公平时，这些遍布天下、来自不同阶层、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勋爵，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力量。
他们可以通过勋爵委员会对朝廷的重大政策、财政预算、重要人事任免，拥有咨议、审核甚至某种程度的同意权。
未来的朝廷百官，在理论上将不再仅仅是天子一人之私臣，其选拔、考核与晋升，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这个代表全体国民荣誉者意志的委员会的认可或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