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身为尚书令，虽是中枢重臣，权势熏天，但在公开场合，面对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必要的礼数和尊重是不可或缺的，绝不可能像对待下属官员那般随意。
“贾书令。”张时亦是久经官场之人，神色不动，同样拱手回礼，姿态不卑不亢。
两人见礼完毕，贾诩这才切入正题，但他的措辞却极为考究，与之前截然不同：“张尹，京兆尹目下之情形，依陛下观之，尚未能达到期望。”
他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没有丝毫问责的火药味。
他不会也不能像指责辛毗、梁邵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指出一位同级重臣工作上的具体问题。那样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存心攻讦，意图将对方扳倒；要么是刻意打压，彰显自己权威。
而贾诩此行旨在稳定大局，顺利迎接迁都，全然没有这两种想法，自然不会去做这等吃饱了撑着、徒然树敌的蠢事。
他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
我只是来通知你陛下的观感，至于问题具体在哪里，如何改进，那是你张时需要自己去揣摩和应对的事情。等陛下御驾亲临，你自去向他解释。
刘辩确实对张时上任后的表现不甚满意，觉得他未能延续前任贾琮的治绩。但他身为皇帝，不宜在迁都前夕直接下旨申饬一位京畿重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动荡。于是借贾诩之口，以一种相对委婉却又足够清晰的方式，传达出这份天威不悦，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张时闻言，目光依旧平静，但眼底深处却掠过一丝精芒。
他并未急于请罪或辩解，而是直视贾诩，缓缓反问了一句，话语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贾书令此言，是书令本人之意，还是……”
他需要确认，这究竟是贾诩借题发挥，还是真正来自皇帝的意志，这关乎他后续应对策略的根本。
贾诩面对这隐晦的试探，神色未有丝毫变化，回答得清晰而肯定，直接将所有个人色彩撇清：“此乃陛下之意。”
短短四个字斩钉截铁，彻底堵死了张时任何想要在贾诩个人态度上寻求转圜的念头，同时也明确地划清了界限：我贾诩今日所言，无关个人好恶，纯粹是奉旨传话。
现场的气氛因这番简洁而分量极重的对话再次凝固，张时陷入了沉默，他必须重新评估眼前的局势和自身的位置，皇帝的失望已经通过贾诩明确传达，留给他在御驾抵达前扭转印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贾诩却不再看他，仿佛刚才那番重量级的对话只是例行公事。他转而面向在场的各署衙负责人，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平淡与高效：“诸署衙主事，稍后将长安当前各项事务的进展、遇到的难题，逐一与本官简要汇报。本官需先对长安全局，有一个清晰的概览。”
他需要快速掌握第一手信息，而不是仅仅依赖那些可能经过修饰的文书。
吩咐完众人，他才似乎想起什么，目光转向辛毗，但话却是对着张时说的，带着程序上的尊重：“另外，长安令稍后也需向本官详细陈述其工作。张尹，可否？”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辛毗立刻看向张时，眼神中带着请示。
贾诩是他旧日的上官和举主，情分犹在，但此刻他的直接上级和法定管理者是京兆尹张时，官场规矩森严，若不等张时表态就听从贾诩调派，便是目无直属上官，是官场大忌。
张时此刻心乱如麻，正全神贯注于思考如何应对天子的不满意，哪里还有心思在这种细节上与贾诩较劲？他几乎是立刻便挥了挥手，语气略显疲惫：“无妨，佐治，你便去吧。将长安城内诸事，详尽禀明贾书令。”
他乐得让辛毗去应对贾诩的询问，自己正好腾出精力思考对策。
“唯。下官遵命。”辛毗得了明确指令，这才拱手应下，心中也松了口气。
贾诩在一众官员的簇拥下，走进了临时设于长安的尚书台公署，甫一踏入，即便是以贾诩的沉静，眼底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与……适应。
宽敞！
这是最直观的感受。
洛阳的尚书台起初尚算够用，但随着尚书台权力的急剧膨胀，编制人员不断增加，那个老旧的办公地点早已不堪重负。各曹司挤作一团，廊道里堆满卷宗，连他这个尚书令，也只能蜗居在一间略显逼仄的公署内处理军国大事，时常觉得气息不畅。
而眼前的长安尚书台，乃是新建之物。设计之初，便充分考虑到了尚书台作为政务中枢日益增长的人员与业务需求。
官署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甚至采用了时下并不多见的双层结构，极大地扩展了办公面积。回廊宽阔，窗明几净，各曹司的牌子清晰地挂在相应的房门上，井然有序。空气流通，光线充足，与洛阳那边的拥挤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另一边的张时，心事重重地回到了京兆尹的公署，他屏退了左右，独自坐在宽大的公案之后，眉头紧锁，反复咀嚼着贾诩方才那番看似平淡、实则重若千钧的话语。
“尚未能达到陛下的期望……”这句话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他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一两项具体政务的得失，更是如何从根本上挽回自己在陛下心中的印象分。
到了他这个级别，政策的对错、一时的得失或许尚可弥补，但若让最高统治者对你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那才是真正致命的危机。
平心而论，张时自认并非庸碌之辈，也并无贪腐劣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立场上，都算得上清白端正。他并不担心陛下会以雷霆手段惩治他，最坏的结果，大抵也就是被平级调动到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明升暗降，从此远离权力中心。
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官员而言，这种因能力不被认可而导致的边缘化，比直接的处罚更令人难以接受。
就在他心绪烦乱、苦思对策之际，功曹吏杜畿未经通传便径直走了进来，对着他随意地拱了拱手：“明公。”
张时抬眼看去，心中不由得又是一阵烦躁。
杜畿是他的好友，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他上任京兆尹后，便将杜畿聘为功曹，掌管人事选拔与功劳考评，本是极为重要的职位。
朋友得到照顾，自然是好事；可一旦好朋友变成了上下级，这关系处理起来就变得格外棘手。
在张时看来，杜畿此人才华是有的，但性子太过阔达疏诞。
说得直白些，就是为人处世不够严谨细致，有些大大咧咧，甚至显得有些玩忽职守。张时交给他的几件重要人事安排和考评任务，杜畿都完成得差强人意，未能达到张时期望的缜密与周全。
这让力求在陛下面前展现卓越治政能力的张时，感到十分不满和失望。
而杜畿呢，面对好友兼上司的批评，也不好公然顶撞反驳，毕竟张时确实于他有知遇之恩。
但他内心并不完全认同张时的看法，觉得对方过于苛责，吹毛求疵。这股郁结之气无处发泄，便只能在私下场合，对着一些信得过的同僚或乡人发牢骚，话语间也带着几分负气和自傲：“是，我杜伯侯（杜畿字）或许是干不好眼前这个区区功曹！但若放我到你的老家河东郡去当个太守，治理一方，我敢说，我定然是能胜任的！”
这话传到张时耳中，更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觉得杜畿好高骛远，连手头的事情都做不好，却妄想着去当封疆大吏，简直是眼高手低，不识时务。
此刻，看着杜畿那副似乎永远都紧张不起来的样子，张时强压下心中的不快，沉声道：“伯侯，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