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秋老虎还没有退尽，可人心已经凉透了。
扬州、苏州、杭州、南京，四座城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周全像串糖葫芦一样一颗一颗地串了过去。
方绍庭灭三族、五家盐商灭三族、沈世成灭三族、陆潜之灭三族。
蔡仲那边虽说三族成年男丁改斩为流、女眷幼童免罪释归，可免罪二字说出来好听，发往云南永昌卫充军的那些人此生此世还有几个能活着回来？
永昌卫在什么地方？
万山丛中瘴疠横行之地，虫蛇遍野疟疾肆虐，发配过去的犯人十个里头能撑过三年的不到四个。
说是免死，不过是换了个慢些的死法罢了。
消息传开的那几日，整个江南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捏住了喉咙，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南京城里的茶馆酒肆忽然安静了许多。
往日里那些高谈阔论纵议朝政的闲客们一个个闭了嘴，低着头喝自己的茶，眼神却不安分地四处瞟.....瞟身边有没有生面孔，瞟角落里有没有竖着耳朵的人。
东厂和西厂的名号在江南素来只是个传说中的阴影，如今这道阴影终于从传说里走了出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枷锁、刺刀和铅弹。
人们再次回味....皇帝不是在京城里随便说说的，他是真的会杀人的。
不止杀一个两个，是成百上千地杀。
可这一回的震动之所以如此剧烈，不仅仅是因为死的人多。
而是因为....这不是第一次。
江南的人记性并不差。
他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那场发生过的那场更大的风暴。
那一回死了多少人？
官面上的数字从来没有公布过。
朝廷的邸报上只是干巴巴地写了一句“查办盐政积弊及织造局贪墨诸案，首恶及骨干依律论处“。
“依律论处“四个字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在湖面上的叶子，看不出底下有多深的水。
可民间的记忆从来不靠邸报。
老百姓靠的是口耳相传、街头巷议、茶馆里的低声密语和运河上船工的小调。
传来传去，传出了一个数字——
三千。
保守估计三千人。
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承平年代都足以叫人胆寒。
三千条人命。
那是血洗。
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血洗，是字面意义上的。
江南的士绅商贾被杀得噤若寒蝉。
此后两年间，盐政和织造两条线确实安分了许多。
新任的盐运使和织造局主官都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人，有的是从京师六部下放的能吏，有的是从地方上遴选出来的清廉之辈。
朝廷也趁着这个空当完成了几项关键的制度改革。
织造局则全面收归朝廷直管，三处织造局的财务、人事、生产全部纳入工部的统一核算体系，主官由朝廷直派、三年一轮换，不再像从前那样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经营七八年扎下根来变成土皇帝。
皇帝把大头拿到手了。
按说到了这个地步，蛀虫们该学乖了。
可蛀虫之所以是蛀虫，便是因为它们学不乖。
贪。
这是人性。
周全看到过，朱由检更看到过。
你杀了一批人不等于杀死了贪欲。
贪欲这种东西，杀是杀不死的。
它长在人的骨头里，你把骨头砸碎了它还会从碎渣里重新长出来。
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让蛀虫钻不进去，二是让每一条钻进去的蛀虫都付出让所有同类胆寒的代价。
所以皇帝又杀了。
这一回，从盐运使司到三处织造局，主谋十一人灭三族，胁从数十人斩首或流放充军，牵连者一千六百余人。加上方绍庭私兵中被击毙的十七人、陆潜之护院中被杀伤的六人，以及在抓捕过程中自杀的汪家老太爷和郑家满门十七口，直接死亡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合计超过两千。
两千条人命。
两千条人命摞在崇祯三年那三千条人命上面，便是五千条。
六年之间，皇帝在盐政和织造两条线上前后杀了五千人。
这个数字在江南的空气中无声地弥漫着，像一层看不见的霜，覆在了每一个人的脊梁骨上。
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个数字。
但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算。
算什么？
算自己。
每一个做过官的人、经过商的人、沾过灰色银子的人、替人办过灰色事情的人，都在这几日里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像是在翻一本旧账.....不是查别人的旧账，是查自己的。
哪一笔是干净的，哪一笔是不干净的；哪一件事做得合规合矩，哪一件事做得心虚胆怯；哪一笔银子拿的时候觉得天知地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可如今回想起来却忽然没了底气.....东厂知不知道？西厂知不知道？安都府知不知道？皇帝知不知道？！
那些暗桩，到底藏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这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你知道暗桩在哪里，你便可以想办法绕开他、收买他、甚至除掉他。
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身边的哪个人是皇帝的眼线....是你的师爷？你的管家？你的小妾？还是每天给你送早点的那个包子铺的老板？
方绍庭经营了五年，自以为滴水不漏，可西厂对他的每一笔账查得比他自己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