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这个人，在朱由检心中的位置是很特殊的。
他不是科甲正途出身，准确地说，他是举人出身，连进士都不是。
本朝以前，这样的出身要想做到六部尚书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朱由检偏偏用了他。
不但用了他，而且是从一个地方小吏一路提拔上来，直到坐上了工部尚书的位子。
原因也简单，宋应星有本事。
此人于天文地理、农工百艺无所不通，自少年时便好格物穷理之学，遍访天下工匠矿夫、窑户船工，考察各地物产制造之法。
朱由检与他见面之后一番长谈，从冶铁炼铜聊到造船制器，又从农田水利聊到矿产开采，宋应星对答如流，言之有物。
大明朝什么都不缺，就缺懂实务的技术人才。
满朝文官诗词歌赋写得花团锦簇，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于胸，可你问他一座炼铁炉应该用什么样的炉衬、一条河堤的三合土该按什么比例调配、一艘远洋大船的龙骨该选什么材质，十个里面有九个半答不上来。
不是他们蠢，是科举不考这些。
科举考的是经义策论，选出来的人才是治国理政的通才，不是搞工程技术的专才。
可国家要搞建设、要修堤铺路造船开矿，光有通才远远不够，必须有懂行的人来管才行。
宋应星就是那个懂行的人。
几年来，工部那些大大小小的工程，但凡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宋应星几乎无一判断失误。
黄河河堤该用什么规格的石料、运河疏浚该采用什么工法、天津船厂的龙骨该选辽东松木还是南洋柚木，他心里全有数，拿出来的方案总是又经济又实用。
朱由检对他的专业能力从无二话。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专业“上。
宋应星是技术官员，他的全副心思都在工程本身上面。
一座桥该怎么修、一条路该怎么铺、一座炉该怎么砌，他比谁都清楚。
可修桥铺路砌炉子只是工部差事的一半，另一半是什么？
是管人、管钱、管账。
拨款怎么分配，工程怎么发包，物料怎么采购，核销怎么审计，银子从户部拨到工部、从工部拨到各地工程、从工程拨到包工和材料商手中，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手续、多少个环节、多少个人的签押盖章，这些事情宋应星不是不懂，而是不上心。
他上心的是技术。
你跟他谈三合土的配比他能跟你聊一个时辰，可你跟他谈核销流程中的舞弊风险，他听两句便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摆摆手说“这些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便是“。
下面的人是谁？
是那四个清吏司的郎中和员外郎，是各地工程上的驻场监工和管料官，是经手银两的库大使和书办。
这些人才是真正与银子打交道的人，银子从他们手上过，他们便是离诱惑最近的人。
一个尚书若是不盯着这些人，不查他们的账，不时不时地敲打敲打，那便等于把一群猫放在了鱼缸旁边还不许人看着。
猫要不吃鱼，那才是怪事。
宋应星不是没有被提醒过。
崇祯四年的时候，工部有个老书办私下里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些含含糊糊的话，大意是黄河河工的账目似乎有些不太对。
宋应星当时正在研究一种新式水泥配方，拿着几块试料翻来覆去地看，心思全不在人事上。
他听了那老书办的话，皱了皱眉，说了句“你写个条陈上来，本官转呈廉政督查司去查“。
老书办欲言又止，看了看宋应星埋头在试料里的样子，终究什么也没再说，退了出去。
条陈写了，也转呈了。
转到了廉政督查司手上，然后便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后来的事情朱由检已经知道了，那个周应龙的廉政督查司就是最大的保护伞，条陈递到他手上等于递进了废纸篓。
可宋应星不知道这一层，他只当是查过了没有问题，便放下心来继续研究他的水泥配方去了。
这就是东厂专册上所说的“失察“。
宋应星没有贪墨一文钱。
这一点东厂查了两年，翻遍了他的全部家底，查无实据。
此人的私德在工部上下堪称一流。
俸禄之外别无进项，宅邸简朴，不蓄姬妾，平日里最大的花销不过是买些矿石标本和各地的工匠手册。
可干净归干净，失察就是失察。
你手底下的人贪了四百万两银子，你这个当尚书的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大罪。
纵非同谋，亦属纵容；虽无贪迹，难逃失察。
大明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主官失察之罪视情节轻重可从降级直到罢职削籍，严重的还要论以连坐。
朱由检看完这三页专册之后，将它放回了案上，久久没有说话。
他对宋应星是有感情的。
这种感情不完全是君臣之间的知遇之恩，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朱由检自己便是个重实务轻虚文的性子，满朝文武之中能跟他聊到一块儿去的没有几个，宋应星算一个。
两个人讨论起冶铁造船的技术细节时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跟朱由检在朝堂上面对群臣时的如坐针毡判若两人。
他是真心欣赏宋应星的才华的，也是真心希望此人能把工部管好的。
可宋应星让他失望了。
不是故意的，甚至可以说是无辜的。
一个醉心于格物穷理的学者被放到了六部尚书的位子上，你让他管技术他如鱼得水，你让他管人事和财务他便力不从心。
这不是品德的问题，是能力结构的问题。
就好比你让一个顶尖的铸剑师去管一间铸剑坊，他能打出天下最好的剑，但他管不住手底下的伙计偷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