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无利可图，谁还肯往边镇运粮？”
江瀚听罢点点头，深以为然：
“有道理。”
“那不如这样，再成立一个都转运盐使司，专门负责管理境内的所有盐场。”
其实都转运盐使司，早在元代便有了这个部门，明代也有；
江瀚只是参照明制，将其整体挪用过来而已。
只不过针对明代盐政的弊端，他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改革。
就拿“开中不时”的问题来说：
明代边关急则开中，不急则停，商人没有预期，不敢大规模投入。
而如今江瀚打算改成每年定额开中，分春秋两季固定举行。
每年三月、九月，由三边各镇上报名年预计需粮数；
而盐司则根据报上来的数目，核定下次开中引额，并提前公布，公开招标。
如此一来，商人就有了稳定的预期，可以提前规划，安排运粮。
关于权贵奏讨盐引之事，虽然现在没有，但也要打好预防针。
可以通过抓阄或者掷签等方式，随即抽取中签商人，尽量杜绝人情，避免特权。
至于产能上，也要提前做好规划。
每年开中引数不得超过盐场年产八成，预留两成保底，以防万一。
此外，还要严厉打击私盐，杜绝内部贪腐。
这桩桩件件，都需要一个独立的实权部门来统筹规划。
而江瀚的考量也远不止于此。
他在思考，是不是可以将盐司与泉通司结合，成立一个更大的部门——比如商部。
其实从本质上看，盐引可以看做是一种“货币”。
它是商人用粮食换来的、可以在盐场兑成食盐的信用凭证。
它和银币、布票、粮票的区别在于：
银币兑的是“一般等价物”，盐引兑的是“特定商品”。
而藏在两者背后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信用体系。
商业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要是没有商人这一群体来往各地，那么不仅物资得不到流通，信息也将极为匮乏。
现在西北属于是百废待兴，单靠朝廷的力量，恢复起来实在太慢。
江瀚需要让民间力量，更多地参与到这场灾后重建中来。
但以目前形式来看，成立商部的时机并不成熟；
因此他也就暂时搁置了这个念头，转而专心研究起移民囤边，重启开中法一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江瀚在西安府多次召集文武议事，敲定各项事宜。
一道道命令从西安发出，飞向了腹地成都以及北面的边镇。
首先是移民。
留守在成都的户部和农部官员，需要组织一批移民、官吏，前往三边驻防。
接到命令，四川各地官府相继贴出告示：
凡是愿意主动参与屯边工作的，每人授田五十亩，免税三年；
如果是更偏远的边堡地带，每户可授田百亩，并由官府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
告示一经贴出，各州县百姓蜂拥而至。
他们中不少都是开荒无门的过剩人口，如今想在四川找到一亩三分地实在太困难了；
好地都有主了，剩下的全是些啃不动的石头山。
与其在山里刨食，不如去边镇搏一把；毕竟那地方以前也住过人，总比在云贵的深山老林里强一些。
其次是人事任命。
江瀚特意点了户部郎中孙晏担任都转运使，总领盐政。
孙晏此人颇为精干，这几年留在成都主持钱粮收支，账目清晰，从无差错。
不仅如此，他还是陕西出身的官员，正好对边镇颇为熟悉。
都转运盐使司大体上参考了明制，并下设三个分司，每个部门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盐场司，主要负责管理四川和陕西各大盐场的食盐生产。
从盐井、盐池的维护，到盐丁的招募、盐产的分配，全归这个部门管。
然后便是盐引司，专管盐引的印制、发放、核销，并对接民间商人。
最后便是缉查司，专门负责内部审查和外部缉私；
缉查司对内主要是审核账目，监察盐课各级官员；对外则是专管缉查私盐，下辖缉巡捕，分驻各盐场及重要关卡。
私盐贩子历来都是盐政的大敌，不严厉打击，官盐就卖不出去。
三个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也互相制衡。
消息传开，成都、重庆、保宁等地的商户开始躁动起来。
茶馆酒肆中，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朝廷要重启开中法一事。
但商户们对于此事的反应却不尽相同。
在一些小门小户眼里，这笔买卖是一点也干不得。
他们是打心眼里害怕跟官府打交道，生怕一个不留神，自家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便被吞了去。
而在一些嗅觉灵敏的商贾之家看来，这重启开中法之事，简直就是致富的天梯。
要知道，在明初时期，能和盐法沾上边的商帮，无一不是巨富。
像什么蒲州王氏，出了个宣大总督，家族垄断河东盐场，包揽了宣大边镇的盐引、边贸、茶马互市，富甲一方。
还有蒲州张氏，出了个内阁首辅张四维，与王家联姻，掌控盐运，形成顶级官商联盟。
此外还有垄断两淮的徽商、深耕两浙盐场浙商、活跃于山东、北直隶的鲁商等等。
如今暴富机会总算是落到了这帮四川商人头上，他们自然要想尽办法接住这泼天的富贵。
成都府、保宁府、重庆府，这三个最繁华的州府，都成立了本地商会；
商人们集资屯粮，势必要拿下今年秋天的开中份额。
对此，江瀚自然是乐见其成。
如今关中正在修复广惠渠，三边之事也定下了章程；
于是他便大手一挥，下令各部重新集结，准备东进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