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是他信得过的？”李东问。
孙立平报了几个名字，其中就包括陈年虎和陈磊刚才走访的两个副手——刘文栋、魏大林。
“还有一个叫吴启明的，当时是项目科的科长，很得李主任信任。”孙立平补充道，“不过吴启明前年调去市里了。”
李东把这些名字都记下来。
“您刚才说‘确定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肯定？”
孙立平起身，走到卧室，片刻后拿回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我退休前偷偷整理的一些材料。”他把信封递给李东，手有些抖，“都是当时我觉得有问题的重要项目摘要。原件应该在经委的档案室，这些……也许对你们有用。”
李东接过那个有些发旧的牛皮纸信封，入手颇有些分量。他轻轻捏了捏，能感觉到里面是厚厚一沓纸张。他没有当场打开，而是郑重地将其收进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里，然后认真地对孙立平点了点头。
“孙科长，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关键。谢谢您的信任。”
孙立平摆摆手，脸上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更深了：“谈不上信任不信任……我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这些东西在我手里放了几年，早就成了心病。现在交给你们，也算是个解脱。”
张正明还是没完全理解，追问道：“孙科长，既然您早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当时不向纪委或者上级反映？非要等到现在……”
“反映？”孙立平苦笑一声，那笑容里满是无奈和自嘲，“小伙子，你在机关里待过吗？我就是个普通科员，连副科长都不是。李德昌是经委一把手，在县里人脉广，说话有分量。我去反映？反映什么？说我怀疑他在项目审批中有问题？证据呢？就凭我感觉到的一些不对劲？”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亲眼见过一件事。大概是87年吧，经委下面有个年轻干部，大学刚毕业分来的，挺有正义感。他发现了一个项目有明显的违规迹象，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绕过科室直接送到了当时副主任那里。”
李东面色一动：“副主任，是刘文栋吗？”
“是的，”孙立平抬眼看了看李东，“那份报告交给刘文栋后，石沉大海。三个月后，那个年轻人被调到了某个乡镇经发办。又过了半年，他主动辞职，去了南方。”
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我儿子在兴扬市建设局工作，”孙立平接着说，“去年刚提了副科。我这个当父亲的没什么本事，帮不上他什么忙，但至少不能给他惹麻烦……”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李东理解地点点头。
即便李德昌真的有问题，孙立平，甚至他的儿子，也要受到不小的影响。
“不过我真没想到，”孙立平话锋一转，眼神复杂地说，“李主任竟然一家都被杀了……还死得这么惨，看来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隐情，如果不是将人家逼到那个份上，谁愿意干这种事情啊。”
这话李东就不太好接了，看了看时间，和张正明起身告辞。
孙立平送到门口，在两人即将下楼时，他突然开口：“李队长。”
李东回头。
“祝你们早日破案，如果需要我，随时来找我。”
“好的，谢谢。”
走出单元门，初春夜晚的凉风扑面而来。张正明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仿佛要把刚才在房间里积压的沉闷一并呼出。
“东子，这老头儿……挺复杂的。”他一边走一边说，“明明手里有料，却不敢拿出来。”
“人都复杂。”李东拉开车门，“孙立平是个典型的技术型干部，有专业判断，有是非观，但也懂得明哲保身。他保留那些材料，说明他内心知道那是问题，良知未泯。但他不敢举报，说明他更清楚现实的残酷。这不矛盾，这就是大多数普通人在体制内的生存状态。”
“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查案，不能一味苛责这种‘不作为’，但也要明白，正是无数个这样的‘不作为’和‘不敢为’，才让某些人、某些事，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事实上，孙立平能留下这些材料，在退休多年后，在我们找上门时交出来，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更多的人，是选择性地遗忘，或者干脆同流合污，至少也能分一杯羹。”
车子发动，驶出这片老旧小区。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张正明问，“回局里？结合孙立平给的材料，明天直接去调李德昌的工作档案？这要都是真的，李德昌就不是贪点钱那么简单了。”
李东摇头：“急什么？咱们当警察的，最忌讳的就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哪怕有九成九的把握，也要留一分清醒。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永远不过时。”
“孙立平有没有可能因为个人恩怨，故意提供夸大甚至部分虚假的信息？有没有可能他交给我们的，只是他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甚至，有没有可能他本身也牵扯其中，现在是想借我们的手金蝉脱壳，或者转移视线？在没有任何旁证，没有核实之前，这份材料，只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一个指引方向的线索，但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依据，更不能让我们产生思维定势。”
“最后一个周国富，退休前是经委规划科的科长，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即使不是核心圈子里的人，也必然知道不少内情。去听听他怎么说，既是核实孙立平材料的一个侧面，也是拓宽信息渠道。如果他和孙立平的说法有出入，或者他提供了新的视角，那价值可能更大。”
“明白了。”张正明心悦诚服，“还是你考虑得周全，那咱们现在就去？”
“嗯。”
二十分钟后，车子驶入一个挺新的小区，比孙立平住的老家属楼要新很多，环境也整洁，周国富家在三号楼二单元202。
上楼，敲门。
开门的是个六十岁左右、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身材微胖，穿着深灰色的羊毛开衫，颇有知识分子气质。
“周国富同志吗？我们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李东出示证件。
周国富推了推眼镜，仔细看了看证件，又打量了一下两人，点头，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请进。”
屋子装修得不错，实木地板，成套的布艺沙发，墙上挂着字画，书架上摆满了书。客厅的电视开着，正在播新闻联播重播。
“老伴去儿子家带孙子了，就我一个人。”周国富招呼两人坐下。
李东没有坐，似笑非笑道：“看来周科长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
周国富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既没有被戳破的尴尬，也没有故作惊讶，他很坦然地点了点头：“知道，刘主任不久前刚给我打电话，问公安的同志有没有来找过我了解情况。”
李东问：“刘文栋主任吗？”
周国富点头：“对，是他。”
那这次的问询，似乎就没什么意义了……李东如是心道，也就不再绕任何弯子，索性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周科长，您和李德昌主任共事的时间也挺久的，对他应该比较了解。我们这次来，是因为李家出了灭门的惨案，性质极其恶劣。从侦查角度，我们需要排查一切可能的矛盾根源。”
“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如果李主任真的是因为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结下了足以招致如此极端报复的仇怨，您觉得，问题最可能出在哪里？或者说，哪些事、哪些人，有可能埋下这么深的仇恨？”
周国富双手放在膝盖上，陷入沉思，客厅里只有电视里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在回荡。
“李主任这个人……”周国富终于开口，语速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工作能力很强，思路活，敢担当。八十年代末，咱们县里的国企改革，他是主要推动者之一。那时候经委压力大，很多厂子效益不好，工人工资发不出，上访的不少。李主任经常带队下厂调研，现场办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标准的官样评价开场，滴水不漏。
李东心里微微一沉，但面上不显，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要说矛盾……”周国富推了推眼镜，“改革嘛，总是要触动利益的。这是大趋势，也是阵痛。有的厂子要兼并重组，有的实在救不活，只能破产清算，还有的要改制，从国营变集体，或者承包给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李主任作为经委的主要负责人，很多时候处在风口浪尖，难免会成为一些人的埋怨对象，甚至仇恨对象。”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具体事例：“那时候，经委，特别是李主任，压力确实大。基本上每个厂子搞改制，他都要被工人骂，有的当面指着鼻子骂，有的写举报信塞到办公室，还有的……寄恐吓信。”
“恐吓信？”李东面色一动，“具体内容还记得吗？”
“时间太久，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周国富说，“无非就是些威胁的话，说要他小心点，不然全家不得好死之类的。那时候经委办公室，还有县里其他搞改革的部门领导，多少都收到过。一般处理流程就是转交给保卫科，或者县局保卫处。李主任自己……好像不太在意这个，有次开会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搞改革就是要触动利益，要得罪人，不得罪人那还叫改革吗？只要对县里经济发展有利，我个人挨几句骂，收几封吓唬人的信，不算什么。’”
“这些信件，当时有存档吗？或者保卫科那边有没有记录？”张正明问道。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如果能有这些恐吓信的记录，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极端分子的线索。
周国富摇摇头：“应该没有专门存档。这种非正式的信件，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很多字迹都故意改变过，查无可查。按当时的惯例，一般看一看，没什么实质内容，就销毁了。而且说句实话，那时候这种信不算稀奇，不光李主任，其他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也多多少少收到过。大部分其实就是工人或者家属一时情绪激动，发泄不满，真敢付诸行动的，极少。”
李东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知道周国富说的是实情，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这种带有威胁性质的信件，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某种“常态”。
他话锋一转，换了一个更具体、也更敏感的角度切入：“周科长，听说李主任在位期间，特别是在一些企业改制、资产处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资产评估不实、人为压低估值，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者让某些人趁机低价接手的情况。在您经手参与，或者有所了解的项目里，有没有确实存在这类问题的？”
这个问题很直接，甚至有些尖锐。
周国富的眼皮几不可察地轻轻跳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些：“李队长，您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澄清一下。”
他坐直了身体，神情变得严肃，“企业改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资产评估更是专业要求极高的工作，受很多因素影响：设备折旧率、技术是否落后、市场行情变化、未来盈利能力预期等等。不同的评估机构，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甚至会得出不同的评估结果。”
“有时候，工人同志或者外界不了解内情，只看账面原值或者自己觉得值多少钱，觉得评估价低了，就认为有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很多情况下，那个看似较低的评估价，恰恰是反映了资产的真实市场价值。改革是为了盘活资产，救活企业，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更不是贱卖国家财产。”
李东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周国富，看了大约两三秒钟。然后，双手撑住膝盖，站了起来。
“好的，打扰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告辞。”
这下，轮到周国富愣住了。
他显然没料到李东会如此突兀地结束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