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风带着初春特有的寒意，刮过长乐县的大街小巷。
李东和张正明提着水果和牛奶，站在一栋老式家属楼前。楼是八十年代初建的，红砖墙面有些斑驳，楼道里飘出炒菜的油烟味。
快到晚饭时间了，这个点上门，其实有些不合适，但现在查案重要，也就顾不得了。
“沈国忠住三楼，301。”张正明看了眼手里的地址，压低声音，“东子，你说这老爷子能说实话吗？毕竟是李德昌的老领导，会不会护着？”
“不知道。”李东抬头看了眼三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老领导未必就一定会护着。有时候，恰恰因为是老领导，一起共事多年，看过他的起落，见过他的手段，反而可能是最清楚他哪里有问题、哪里埋着雷的人。”他顿了顿，补充道，“关键看我们怎么问，也看他……愿不愿意说，敢不敢说。”
两人上了楼。
敲门。
里面传来拖鞋声，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皱纹深刻的脸，约莫六十五岁左右，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戴着一副老花镜。
“你们……找谁？”老人见到两名公安，不由一愣。
“沈主任您好，我们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李东出示证件，语气温和，“有点事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关于您以前的老同事李德昌。”
“好久没人这么叫喽……都是老黄历了。”沈国忠摇了摇头，拉开门，“外面冷，进来说话吧。”
屋子不大不小，三室一厅，陈设简单但干净。茶几上摊着报纸，旁边放着保温杯和老花镜。
厨房方向传来锅铲翻炒的声响和饭菜的香气，一个系着围裙、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了下头，看到公安，脸上露出些许惊讶，但没说话，又缩了回去。
客厅另一侧的饭桌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趴在那里写作业，听到动静，抬起头，看到李东他们，没有害怕，反而眨了眨大眼睛，很有礼貌地主动打招呼：“叔叔好！”
李东笑着点了点头：“哎，你也好，小朋友真懂事。”
“二位请坐，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沈国忠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指了指沙发，自己坐到对面的藤椅上，“李德昌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竟然要劳动你们刑警队的同志，专门跑到我这儿来问询？”
“您……还不知道？”张正明有些意外。
话一出口，他又觉得这不难理解。
沈国忠退休好几年了，不像在职干部消息灵通。李德昌家出事到现在也不过八九个小时，消息可能还没完全传到这些早已远离权力中心的老同志耳中。
沈国忠摇摇头：“我一个退休在家的老头子，除了看看报纸听听广播，能知道啥？外面发生什么事，传到我这耳朵里，都不知道是第几手了。李德昌……他到底怎么了？”
“沈主任，”李东主动道：“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说话，这事儿不太适合让小朋友听到。”
“行，来我书房吧。”
李东和张正明很快在沈国忠的书房里坐下。李东没有绕弯子，直接说道：“沈主任，今天凌晨，李德昌一家五口，在家中被人杀害。目前，市局已经成立专案组，正在全力侦破此案。”
“什么？！”
沈国忠的身体僵了一下：“一家五口……全都死了？”
“是的。”
沈国忠到底是老干部，大事有静气，缓缓靠向椅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怪不得你们公安找过来，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
李东注意到，他的眼神有些复杂，有惋惜，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他坦言道：“我们已经展开了侦查，排查李德昌一家的社会关系，因为其身份特殊，所以涉及工作的调查是重点侦查方向。”
“沈主任，您和李德昌共事多年，对他应该非常了解。我们想请您从您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李主任真的是因为过去工作中的问题而招来如此横祸，您觉得，最可能是什么事？或者说，在哪个阶段、哪些事情上，他可能结下了足以引发这种极端仇恨的矛盾？”
沈国忠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昏暗的天色。
“经委的工作不好干啊……”他开口，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外人总觉得经委权力大，手伸得很长，但权力越大，风险也越大，容易得罪人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他转过身，看着李东：“李德昌……他来经委之前，是在计委干的。计委、经委，其实都是跟经济打交道的核心部门。管计划，管执行，管调配，管企业生死……他这一辈子，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跟钱、物、项目、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你说，在这样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手里过的资金以百万、千万计，经手的项目关系着无数厂的命运，牵扯着不知道多少人的身家前途……可能不得罪人吗？”
“那么，在您看来，”李东引导着话题，“哪些得罪人的事，可能性质特别严重，后果特别恶劣，以至于让人多年后仍念念不忘，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全家？”
沈国忠走回沙发坐下，目光变得深邃：“小伙子，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得罪人也分很多种，程度天差地别。”
“比如按规矩否决了一个不合规的项目申请，可能只是让某个厂长或者负责人心里不痛快一阵子，骂你两句刻板、不近人情，也就过去了。或者因为工作需要，调整了一个干部的位置，可能让那个人觉得前途受阻，有些怨气，但通常也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真正能结下死仇的，大概是几种情况。第一，断人财路，而且是断了大财路，让人倾家荡产那种。第二，毁人前途，把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一辈子的希望给掐灭了。第三……”他停顿了一下，“涉及到更严重的问题，比如把人逼上了绝路。”
“沈主任，您分析得非常透彻。”李东适时地接过话头，将话题从理论引向具体，“那么，根据您对李德昌主任的了解，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符合您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的……具体例子？或者具体的人？”
沈国忠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我不能随便说。一来，事情过去太久了，好些细节，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怕说错了，误导你们。”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二来，没有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不能乱讲。这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也可能干扰你们公安的正常侦查，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
这是一个软中带硬的拒绝，也是一个老练的自我保护。李东完全理解。他点点头，表示接受这个说法，但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换了一种更加迂回的问法。
“沈主任，您说得对，但我们只是希望能从您这里获得一些方向性的参考。”李东的语气更加诚恳，“那么，我们不问具体的人和事。就请您从宏观上，根据您和李德昌主任共事的整体经历和感受来判断，您觉得他在哪个时期，经手的工作矛盾最集中，最容易引发激烈的冲突？”
沈国忠这次思考的时间更长。
“应该是86年我开始退二线这几年吧。”沈国忠缓缓说道，“那几年，正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候，企业承包、兼并、破产、职工下岗……很多新问题，很多尖锐的矛盾。经委作为主管部门，处在风口浪尖。”
“能不能具体说说？”李东问，“或者，您也可以讲讲您对李德昌的评价。”
沈国忠点了点头，回忆道：“李德昌是78年调到经委的，我那时候是副主任，87年我退休，他接的主任。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是：能干，脑子活，敢闯敢干。八十年代那会儿，经委管着全县的厂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很多事上头没文件，下面不敢动。李德昌不一样，他敢拍板。”
“比如85年棉纺厂设备老化，生产效率上不去，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厂里打报告要更新设备，需要三十万外汇额度。那时候外汇多金贵？层层报上去，半年没动静。李德昌去省里跑了三趟，硬是搞来了二十万额度，又协调银行贷款十万，把设备换了。”
张正明一边记录，一边忍不住插了句：“那这是好事啊。”
“是好事。”沈国忠点点头，却又话锋一转，“但也就是那件事之后，我觉得他开始变了。”
李东身体微微前倾：“怎么说？”
沈国忠放下杯子，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似乎在斟酌用词：“李德昌以前虽然敢干，但规矩还是守的。那之后……尝到了甜头吧。觉得只要把事情办成，手段可以灵活点。”
“什么样的灵活？”李东问得直接。
沈国忠抬眼看他，老花镜后的目光变得锐利了些：“你们是来查案，还是查人？”
“查案。”李东迎着他的目光，肯定道，“但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全家？仇恨从哪儿来？我们得知道他得罪过谁，结过什么怨。沈老，五条人命，还有个孩子。您要是知道些什么，请务必告诉我们。”
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沈国忠终于叹了口气，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
“既然你们问到这个份上……我说一个人。”他声音压低了些，“你们可以去查查一个叫‘赵志刚’的人。县农机二厂原来的厂长。”
李东示意张正明记下这个名字：“他和李德昌有什么过节？”
“过节？”沈国忠苦笑，“那是血海深仇。”
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遥远的往事：“农机二厂……现在早没了吧？应该是88年左右破产了。但八十年代初期，那可是咱们县的明星企业，生产的小型拖拉机，在周边几个县都卖得不错。赵志刚是技术员出身，一步步干到厂长的，有本事，也有脾气。”
“86年，县里要搞‘技术改造升级’，给了一批无息贷款指标。农机二厂报了个三十万的技改项目，想引进一条新生产线。报告送到经委，李德昌当时是副主任，但我要退了，不管事了，事情都是他在管。”
沈国忠的语气变得沉重：“李德昌压着不批，说要调研。赵志刚跑了几趟，后来不知怎么的，项目突然就批了，但不是三十万，是五十万。”
“多了二十万？”李东敏锐地捕捉到异常。
“对。”沈国忠点头，“赵志刚开始还高兴，觉得李德昌够意思。可生产线引进来了，安装调试，试生产……出问题了。设备是旧的，翻新的，根本达不到设计产能，故障率还高。”
张正明笔尖一顿：“被骗了？”
“是不是骗，说不清。”沈国忠缓缓道，“但李德昌后来在会上说，赵志刚‘好大喜功、盲目引进’，把责任全推给了厂里。县里派人调查，查出来那五十万里，有二十万‘账目不清’。”
李东眉头紧锁：“赵志刚吞了？”
“他说没有。但账确实有问题，经办人是厂里的一个副厂长，后来跑了，找不到人。”沈国忠摇头，“这种事，厂长是第一责任人。赵志刚被撤职，严重警告。这还不算完……”
他的声音更低了：“调查期间，有人举报赵志刚生活作风有问题，说他跟厂里一个女工有不正当关系。这种事，一举报一个准，查不清也说不清。赵志刚的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后来离婚了。”
张正明听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是往死里整啊。”
“没完呢。”沈国忠继续说，“赵志刚被撤职后，厂里效益一落千丈，88年破产。三百多工人下岗，好些人把账算在赵志刚头上。有人去他家扔砖头，泼油漆。他老母亲气得中风，没两个月就走了。”
客厅里一片寂静。
“后来呢？”李东问。
“后来赵志刚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去南方打工了，有人说他疯了，还有人说……他死了。”沈国忠长长吐出一口气，“这事过去好几年了，很多人都忘了。”
他看着李东：“如果要说谁恨李德昌恨到要灭门……赵志刚算一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都是李德昌一手造成的。”
“您当时是主任，没管？”张正明忍不住问。
沈国忠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愧疚，也有无奈：“我怎么管？调查报告是县里工作组出的，处理决定是常委会定的。我那时候快要退了，说话没那么管用。再说了，”
他顿了顿，“那时候我也觉得赵志刚可能真有问题。账目不清是事实，生活作风举报……无风不起浪吧。”
典型的“旁观者沉默”。
李东心里默默想。
“赵志刚现在可能在哪？”他问。
“不清楚。”沈国忠摇头，“不过，他老家是下面红河村的，他还有个弟弟在村里，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弟弟叫赵志强，应该还在。”
“沈老，谢谢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对我们帮助很大。”
沈国忠摇头，看着李东，忽然说了一句：“小伙子，有些旧账……翻起来，尘土很大。”
“没事，尘土大，就用力扫。”李东微笑，但眼神认真。
他听出了沈国忠话里的意思，试探着问：“除了这个赵志刚，其他还有没有？比如，涉及干部调整，或者……经济问题？”
沈国忠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干部调整年年有，有人上就有人下，有矛盾正常。至于经济问题……”他放下杯子，语气变得谨慎，“小伙子，这话我就不能乱说了。李德昌已经去世，还是以这种方式……没有确凿证据的事，不好妄加揣测。”
李东听出了他话里的保留。
沈国忠肯定知道些什么，但出于某种顾虑，或许是纪律，或许是情面，他不愿意深谈。
不过这更加让李东确信，李德昌的死，恐怕还是跟经济问题有关，特别是违规操作的经济问题。
只是沈国忠不愿说，也不好强求。
“行，沈主任，感谢您提供的信息，很有帮助。如果后续您想起什么更具体的情况，或者觉得哪些人、哪些事值得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李东起身，留下了刑侦队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沈国忠看向李东：“你们……真打算把他过去那些事都翻出来查？”
“为了破案，找到真凶，有些事不得不查。”李东沉声道，“沈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李德昌一家就是因为他过去工作上的事招来杀身之祸，您觉得会是什么事？”
沈国忠深深地看着李东，足足看了好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