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四十一年，执掌朝政二十年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
但出于种种复杂暧昧的政治关系，嘉靖倒严嵩而不倒严党，“令嵩致仕，赐银百两”，多数严党依旧在位。
后世《明史》有载：
四十年冬，延霖造“镇远”舰成，泛海北上，遇倭寇于东海，发炮击之，焚溺俘获四百余人，舰身微损，士卒无一殁者，海上烽燧为之一肃。
捷闻，帝大悦，遣司礼监秉笔冯保郊迎，牵马入城，恩宠殊异。
是时，严嵩已老耄，其子世蕃窃弄权柄，贪墨狼藉，结交匪类，朝野侧目。
四十一年正月，御史邹应龙疏劾嵩父子罪状，帝震怒，下世蕃诏狱。嵩旋上疏请罪，帝怜其老，准致仕归里，赐银百两，不复追究。
帝以延霖刚正，命主审世蕃案。
延霖奉旨翰讯，罗列其罪，赃贿山积，党羽盘结，交通藩臬，狂悖不臣。
案成，延霖论世蕃罪当斩，籍没家产。
疏上，帝沉吟久之，终以嵩辅政二十年，不忍绝其嗣，且虑朝局动荡，乃手诏改世蕃戍雷州卫，遇赦不宥。
其党罗龙文、叶镗等皆伏诛，余党黜革有差。
世蕃既戍，延霖遂进兵部尚书，总辖戎政，时年未及三十，朝野瞩目。
……
随着严嵩黯然致仕，严世蕃远戍边陲，笼罩大明王朝长达二十年的严氏阴云，看似一朝散尽。
然而，天空并未彻底放晴，一种更为复杂、暧昧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于京师的街衢巷陌与重重宫阙之间。
严嵩既倒，素有“甘草阁老”之称的徐阶顺理成章地继任首辅。
履新之日，徐阶便在内阁值庐的中堂上，亲手写下“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三行大字，墨迹淋漓，昭示其意欲涤荡严嵩专权积弊、重振朝纲的决心。
然而，另一股力量却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活跃起来——那便是以都察院御史和各科给事中为核心的言官体系。
他们渴望着重振台谏声威，渴望通过弹劾权贵、匡正时弊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取巨大的政治声望。
压抑了二十年的喉舌，一朝挣脱束缚，其迸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北京，通政司。
春寒料峭，但新任通政使赵贞吉的值房内，却因堆积如山的奏疏和往来穿梭的吏员而显得有些闷热。
通政司，总揽天下章疏、敷奏之事，乃天下文书汇总之地。
往日里，虽也案牍堆积，但总归有序。
然而自正月十六严嵩致仕、严世蕃下狱，尤其是杜延霖就任兵部尚书以来，此间的景象便一日胜过一日的“蔚为壮观”。
值房一角，两名经历正指挥着几个书办，将今日送达的奏疏进行初步分拣。
那奏疏实在太多，几乎淹没了那张特制的宽大条案，还有不少只能暂时摞在旁边的青砖地上，形成一堵堵矮墙。
“甲字三百七十一……甲字三百七十二……”一名年轻的书办一边低声念着，一边用毛笔在奏疏封套上快速编号，额上已见细汗。
这才刚过巳时，收到的奏疏数量已远超平日全天。
另一位年长些的经历拿起一份刚分拣出的奏疏，瞥了一眼题签，便习惯性地将其投入身旁一个特意加大的、贴着“劾杜”签条的箩筐里。
那箩筐已然半满，相比之下，旁边标注着“其他”的箩筐，则显得格外冷清寥落。
“今日……又是这般光景？”赵贞吉不知何时已从里间走出，站在条案前，眉头紧锁地看着那几乎要被“劾杜”奏疏撑满的箩筐。
那经历连忙躬身，低声回道：
“回赵银台，今日至此刻，通政司共收各地奏疏一百零九份。其中……弹劾大司马的，计五十七份。”他略一迟疑，又补充道：
“这几日，大抵都是如此比例，有时……甚至能超过六成。”
大司马，乃是兵部尚书的雅称。如今大明朝的大司马，自然就是杜延霖。
赵贞吉默然，伸手从“劾杜”的箩筐里随意取出几份，快速翻看。
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恃功骄横”、“藐视台谏”、“与民争利”、“造船靡费”，更大胆的则直指其“借淮安三宝敛财，输内帑以固宠”，或“建言宽纵严党，实为结党自谋”。
言辞之激烈，罗织之用心，比起当初弹劾严嵩父子，亦不遑多让。
赵贞吉放下奏疏，目光扫过值房内忙碌的吏员们，轻轻叹了口气。
自正月十六杜延霖就任兵部尚书，总督天下戎政以来，这样的场景已持续了近一月。
通政司日收数百疏，半数劾杜，几乎成了常态。
“都登记造册，按规程分送内阁、六科与司礼监吧。”赵贞吉挥了挥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理解。
他虽是清流出身，素来重视言路，但眼下这般蜂拥而上、近乎疯狂的弹劾浪潮，也让他感到一种非理性的躁动。
“是。”经历应声，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道：
“赵银台，底下人都在传……说如今这阵仗，比起当年熙宁变法时，台谏围攻王荆公，只怕……犹有过之。”
赵贞吉眼皮一跳，呵斥道：“慎言！此等比拟，也是能胡乱说的？”但他心中却是一凛，知道这并非空穴来风。
他近日阅览这些弹章，已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将杜延霖与北宋王安石相提并论。
那些奏疏里，攻击杜延霖“格物”为“标新立异”，斥“淮安三宝”为“与民争利”、“聚敛之术”，讽其“造船强兵”为“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甚至将他“建言”暂不追究多数严党官员，歪曲为“包藏祸心”、“欲效王莽”。
种种论调，竟与史上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乱政”、“引用奸邪”的言辞隐隐契合。
于是，不知从何时起，一种新的提法开始在士林和官场私下流传——“王杜”。
意指杜延霖行事之风与政见主张，颇有前朝那位“争议宰相”或者说“奸相”的影子，同样是私德无亏，但其“躁进”、“敛财”、“动摇国本”的实质，在反对者看来，确是如出一辙。
然而，弹章虽然成箱成篓地往宫中送，嘉靖帝最初还挑着看几份，后来实在不胜其烦，索性下旨，在玉熙宫东侧辟出一间偏殿，专用于堆放这些弹劾奏章，美其名曰“纳谏库”，实则任其积尘，眼不见为净。
按照大明官场近二百年来不成文的规矩，大臣若遭言官弹劾，无论所劾是否属实，为显谦冲姿态、不阻塞言路，被弹劾者通常都需上疏“引咎请辞”。
至少也要“待罪家中”，等候皇帝裁决，以示对言路和朝廷体统的尊重。
此乃惯例。
但弹劾杜延霖的奏章实在太多，若桩桩件件都要俯首请罪，他这兵部尚书干脆改行去写请罪疏算了。
更何况，杜延霖自问行事但求无愧于心，也懒得向这些捕风捉影、罗织构陷之徒示弱。
再说了，在大明朝做官，谁还没被弹劾过啊？
所以杜延霖干脆没理，每日里该上衙上衙，该议政议政，该练兵练兵，仿佛那堆积如山的弹章与他毫无干系。
于是，一幕奇景出现了：一封封义正辞严的弹章送上去，皇帝留中不发；被弹劾的正主安之若素，仿若未闻。
这无疑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那些摩拳擦掌的言官：尔等吠声，于朕(于吾)，皆如清风过耳，无关痛痒。
这对于刚刚摆脱严党压制、正欲大展拳脚、重振台谏声威的言官们而言，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脸上。
台谏被打压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威风一把，就这样被无视羞辱，那还了得？
于是一股失控的风暴，开始在大明官场之上，悄然酝酿并迅速席卷开来。
而这场风暴的肇端，却小得有些可笑。
新任大学士李春芳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甚至有些懦弱。
他在南直隶老家的儿子，与邻人因一堵院墙的归属起了争执，这本是地方官府就能调停的民事纠纷。
然而，这消息不知怎的，被嗅觉灵敏的浙江道御史李燧闻到了。
他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弹劾目标，闻之立刻如获至宝，上了一本，弹劾李春芳“治家无方，纵子争产，德行有亏，不堪阁臣之任”。
若在平时，这等小事，若是拿来弹劾一位阁臣，这上疏的御史自己就得先掂量掂量后果，多半会被视为无理取闹，甚至遭到申饬。
可如今风声鹤唳，李春芳本就是个老好人，见连日来弹章汹涌，生怕引火烧身，于是按照惯例上了一封字字血泪的请罪疏，痛陈自己教子不严，罪该万死，甚至主动请求“罢职以谢天下”。
可他没想到这却使一石而激起千层浪！
李春芳这过度甚至有些狼狈的退让，仿佛在干柴上投下了火种。
言官们愕然发现，原来并非所有重臣都如杜延霖那般油盐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