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门口的王志光虽然听不清全部对话，但看到谭洪的表情和陈彬专注的样子，心知有重大发现，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陈彬直起身，目光扫过解剖台上那具拼凑出的、强健却支离破碎的躯体，缓缓开口，像是在分析，又像是在下结论：
“男性，四十岁左右，肌肉极其发达，体格健硕。手掌、肩膀有这种程度的老茧和劳损…”
“这意味着，他生前必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支柱。
他干的活，很可能是搬运、夯砸、挖掘、或者长时间挥舞铁锤、铁锹、镐头这一类极其耗费体力的重活。”
他的语速平稳，逻辑清晰：
“谭法医，死亡时间推断是24到48小时，也就是至少今天凌晨失踪。
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意味着死者最起码有两天的晚上不在家了。”
“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家庭顶梁柱，突然失踪超过两天，他的家人会怎么样？”
谭洪下意识地回答：“肯定会急疯了的，一定会想尽办法找人，肯定会报警。”
“没错！”
陈彬目光灼灼，
“但到目前为止，全市各分局，尤其是我们城西分局，没有接到任何一例符合其体貌特征、且失踪时间吻合的壮年男性失踪报案！”
谭洪愣住了，随即也意识到了这其中的巨大矛盾。
九十年代，城里人但凡有正式工作，基本都是国营单位、大集体厂子，有编制，管理严格。
一个主要劳动力两天没上班，没回家，单位领导会问，家属会找，派出所不可能不知道。
而城西区又是全南元主要的国营单位聚集地。
“但我们现在没收到任何消息。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他的工作单位和管理系统极其松散，甚至不存在，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
第二，他根本就没有家人，或者家人根本不在本市，无法为他报案。”
陈彬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记录着艰辛劳作的尸体碎片，语气沉了下去：
“结合他这身只有长期从事最底层、最繁重体力活才能练就的筋骨和老茧…”
“我推测，死者大概率不是有正式城市户口的工人。”
“他更可能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住所、没有亲人依靠，靠在建筑工地、码头、货运站、私人小矿场或者黑作坊里卖苦力为生的——盲流人员。”
“也只有这样身份的人，突然消失几天，才可能无人问津，无人报案。”
谭洪听完，缓缓直起身，目光复杂地看着陈彬，又看了看门口一脸震惊的王志光，长长吐出一口气：
“盲流…你说得，很有道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没人找他了。”
王志光猛地推开门，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小陈，你是说…死者可能是个盲流？农村进城打工的？”
在九十年代农村人进城务工需要务工证明，长时间滞留需要暂住证。
人与人的环境泾渭分明。
“而且很可能是手续不全甚至没有的黑工，”
陈彬补充道。
“而死者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啥也没有，躲在某个工地或者黑作坊里干活。
所以他消失了，工头可能怕惹麻烦不敢声张，家里人远在农村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无力寻找。”
王志光沉声，走到法医室内，座机旁，拨通城西分局，刑侦大队办公室电话。
“着重调查各个建筑工地、劳务市场、私人搬运队、以及管理混乱的私营小厂和作坊。
去问那些包工头，最近有没有干重活的壮工突然不来上工了。”
王志光和陈彬带着从殡仪馆获取的关键信息和重新调整的侦查思路，风驰电掣般赶回城西分局。吉普车刚在院子里停稳，两人推开车门，脚步匆匆地踏上办公楼前的台阶。
还没等他们走进大门，刑侦大队一中队队长李明就一脸焦急地从里面冲了出来，险些和他们撞个满怀。
“王队！陈彬！你们可算回来了！”李明语气急促，脸上混合着疲惫和一种发现重大线索的兴奋，“正到处找你们呢！”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王志光眉头一拧，心里却是一紧，生怕又出了什么岔子。
“查到了！王队！查到了！”李明喘了口气，声音因激动而略微发颤，“关于死者！有准确消息了！”
王志光和陈彬对视一眼，精神猛地一振！这么快？他们刚刚调整方向还不到两小时！
“快说！什么情况？！”王志光一把抓住李明的胳膊，声音都绷紧了。
李明快速解释道：“按照你之前电话里的新指示，我们把排查重点转向了各大建筑工地和劳务市场。
我带着人直奔离红旗菜场最近、也是规模最大的那个南郊建材厂扩建工地。”
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
“我们找到那个工地的几个包工头，一开始他们还支支吾吾，怕惹事，不想说。
后来我们唬了两句，说死了人瞒报后果更严重，其中一个姓刘的小包工头才松了口！”
“他说什么？！”陈彬敏锐地追问。
“他说！”
李明眼睛发亮，
“他手底下确实有个符合特征的壮工，叫马富贵，大概四十出头，体格特别壮实。
是从茶岭县的一小山村来的盲流，性格比较沉默寡言。
关键是他已经两天没来上工了！
从前天下午干完活之后，就再没人见过他！
工棚里他的铺盖卷还在，但人没了踪影！
而且根据工头反应，马富贵有个同乡，就在城西屠宰场工作，叫杨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