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分不开！”众人异口同声。
对他们来说，詹姆斯·邦德是一个整体。是那个耐心听他们唠叨、认真替他们写信的温柔绅士。
他一封信只收两便士，走时留下所有钱给了“老烟斗”的家人。
也是那个写出了福尔摩斯、写出了杰克船长的作家。
他们喜欢这个人，也喜欢他的故事。
因为他们从这个人的行为里，感受到尊重；从他的故事里，感受到解脱。
一个老酒客嘟囔：“他们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两半。一半是慈善家，一半是坏作家。可邦德先生是一个人啊！”
是啊，一个人。
一个有才华、有同情心、愿意俯身倾听底层声音的人。
这样的人写的故事，怎么会是毒药？
他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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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斯街的卡尔顿俱乐部里，烟雾比平时更浓。
几个男人坐在皮椅里，面前放着威士忌，但没人喝。
他们刚看完今天的报纸——
《星报》上又登了一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报道，讲一个寡妇如何靠他写的信得到亲戚帮助。
亨利·卡文迪什放下报纸：“第五篇了！”他是下议院议员，保守党，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坐在他对面的爱德华·格雷不屑一顾：“小报就爱这种煽情故事。”他在外交部做事，年纪很轻。
出身政治世家的罗伯特·塞西尔开口了：“《每日纪事报》也跟进了。现在整个东区的穷鬼都在谈这个法国佬。”
俱乐部里一片沉默。
亨利端起杯子：“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些人说起索雷尔，口径一致得可怕。”
“什么意思？”
“码头工说他帮白教堂装水管。学徒说他帮忙娶到老婆。寡妇说他让亲戚伸出援手。
每个人说的都是‘他帮了我’——但重点不是帮了什么，而是态度。”
爱德华没听懂：“什么态度？”
“感恩的态度，一种集体的感恩。他们竟然对一个外国作家表现出某种忠诚。这不对劲。”
罗伯特点点头：“我同意。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他好，那无所谓。但现在是一群人用同样的语气说同样的话——
‘邦德先生是好人’‘邦德先生懂我们’‘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爷不一样’。这让我感到不安。”
爱德华笑了：“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底层民众一直有他们的英雄。罗宾汉，侠盗迪克……都是反抗权威的角色。”
亨利摇摇头：“不一样。罗宾汉和迪克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索雷尔是活生生的，刚在伦敦待过，帮他们写过信。
而且他有作品，每一期《良言》上，杰克·斯派洛都在戏耍皇家海军。
那些穷鬼看着，笑着，然后想起，‘写这个故事的邦德先生帮过我这样的穷人’。”
他露出忧虑的神色：“这就把虚构和现实连起来了。穷鬼们会把对作者的感激，转移到对角色的认同上。
他们会觉得，杰克船长戏耍军官是对的——因为写杰克的人，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俱乐部里安静了几秒。
亨利喝了口酒，又继续说：“而且现在有了作者的光环。底层民众相信索雷尔是好人，是帮过他们的人。
那么他写的故事，就有道德上的分量。他们会觉得，喜欢这个故事没错，因为写故事的人是好人。”
罗伯特轻声说：“法国人最擅长这个！”
一句话，让气氛彻底沉下去。
三个人都没说话，他们都是读过最好大学的上等人，都知道“这个”指什么。
法国大革命！
不单单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它发生前的几十年，启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蚀旧制度权威的过程。
伏尔泰如何让人嘲笑教会，卢梭如何让人怀疑君主，狄德罗如何让人思考新的可能。
那些法国作家也没直接喊“革命”，他们就写写故事，写写戏剧，写写哲学。
他们让人笑，让人想，让人不再把旧秩序看作天经地义。
然后，等权威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笑话，推翻它就容易多了。
亨利低声说：“法国贵族最后悔的，不是没镇压起义，而是当初没警惕那些书，那些剧，那些让人发笑的故事。
等他们意识到危险时，人们已经不怕他们了！”
爱德华脸色严肃起来：“你觉得索雷尔在干同样的事？”
亨利站起身来，戴上了帽子：“想想看三个月前的巴黎，想想那本《老人与海》。最麻烦的是，我们没法公开反对。
怎么说？说‘不许喜欢一个海盗故事’？还是说‘不许感激一个帮过他们的人’？那会显得我们小气。”
爱德华问：“你要去哪儿？一会儿不是还要打桥牌吗？”
亨利摇摇头：“不了，我要去内政部，我得告诉他们这种变化究竟有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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