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接下来几天，关于“法国佬索雷尔才是英国穷人的保护者”的报道，越来越多。
《帕尔摩尔报》登了一篇长文，标题是《两便士的绅士——索雷尔先生在伦敦》。
时隔一年，文章再次详细写了莱昂纳尔如何在弯镐酒吧读报、写信，如何帮助各色穷人。
还特别提到白教堂的请愿信，说这封信后来真的起了作用——
市政厅派人调查，确认卫生状况恶劣，拨款改善了供水；还特地在码头做好了隔离，没让霍乱扩散开。
文章最后写道：
【当一些报纸指责索雷尔先生用小说“腐蚀”英国青年时，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法国作家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用他最宝贵的天赋——文字——帮助了许多英国最底层的人民。
他倾听他们的苦难，书写他们的心声，而且只收取微不足道的两便士。
这是否比在报纸上高谈“帝国精神”更体现人道价值？请读者自行判断。】
这篇文章被许多小报转载。
很快，伦敦的普通人——工人、小贩、主妇、学徒——都知道了：
那个写《加勒比海盗》的法国人，在伦敦时帮过很多穷人！
沿着泰晤士，分成了两个伦敦，互相之间都不理解对方。
西区的俱乐部里，绅士们不以为然。
“帮穷人写信？慈善行为值得赞赏，但这和他小说的危害是两码事。”
“那些小报就爱煽情。”
“底层民众容易被感动，一封信就让他们忘了大局！”
“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这样的精英的原因！”
但在东区、在南华克、在白教堂，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弯镐酒吧里，老吉米把《每日纪事报》的文章钉在墙上，每个进来的人都能看见。
肖恩·奥马拉每晚都来，看见那篇文章就笑：“这才是人话！”
他成了酒吧里的“权威”——因为文章里提到了他。
人们围着他问：“市政厅真来装水管了？”
肖恩·奥马拉伸出手，竖起三个指头：“真的！多了三个公共水龙头。虽然还不够，但比之前强。
至少取水的时候，大家不用打起来了。”
“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劳？”
“我不敢说全是。但信递上去，他们总得看一眼。看了，就知道情况多糟。
后来邦德先生身份暴露，报纸一报，他们压力大了，才肯掏钱。”
有人感慨：“一封信，能换来几个水龙头。那些老爷在议会吵半天，又换来啥？”
换来啥？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生活没变好。
工钱还是那么点，面包还是那么贵，房子还是那么破。
但至少，有人替他们说过话。而那个人叫“詹姆斯·邦德”，是个法国作家。
老比尔喝了口酒，又在叹气：“我儿子去印度前，也是个壮小伙。回来时，瘦得皮包骨，还少了条胳膊。
他说在印度，军官根本不拿他们当人。干活最累，打仗冲在最前面，饭还吃不饱。
为啥？因为他们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哪怕死了残了，也没有人会在意。”
说到这里，他声音发抖：“那些老爷说皇家海军光荣。光荣在哪儿？
我儿子的光荣就是少条胳膊回来，连个像样的活儿都找不着！”
肖恩·奥马拉拍拍他的背：“都过去了。人活着就好。”
比尔摇头：“过不去。我每天晚上闭眼，就看见我儿子断胳膊的样子。
我就想，凭什么？凭什么他们的孩子当军官，我的孩子当炮灰？
凭什么他们的孩子镀金回来升官发财，我的孩子残废回来等死？”
没人能回答。酒吧里静悄悄的，只有煤油灯芯偶尔噼啪作响。
最后汤姆·哈代开口：“所以咱们爱看《加勒比海盗》。因为故事里，杰克船长谁也不怕。
总督也好，军官也好，他敢耍，敢笑，敢骂。咱们做不到，但看看心里痛快。”
是啊，痛快！
现实里，他们得对工头点头哈腰，得对巡警赔笑脸，得对任何穿得比他们好的人保持恭敬。
可心里呢？心里憋着火！
《加勒比海盗》给了他们一个出口。看杰克把那些老爷耍得团团转，就像自己也在耍一样。
虽然只是片刻的幻想，但也够了。
面对舆论的反扑，《泰晤士报》不得不登了一篇回应文章。
文章承认莱昂纳尔·索雷尔在伦敦的“慈善行为”值得肯定，但坚持认为《加勒比海盗》的内容有害。
文章说，个人善举不能抵消作品对公众思想的潜在危害。并呼吁读者“理性看待”。
弯镐酒吧里，汤姆把文章读给大家听。
读完，肖恩·奥马拉笑出了声：“理性看待？意思是，邦德先生帮咱们是好的，但他写的故事是坏的。
咱们得分开看。你们分得开吗？反正我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