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感觉手心微微有些汗湿。
威尼斯……电影节……
……
第二天傍晚，司齐和陶惠敏又约在西湖边散步。
晚风带着湖水的湿气，吹散了白天的燥热。
陶惠敏低着头，踢着细碎的石子，走了好一段，才轻声开口：“我也收到西影厂的电报了。”
“嗯。”司齐点点头，这事儿在他预料之中。
陶惠敏是女主角，被邀请是理所当然。
“有团里的领导、同事，今天都跑来问我了。”陶惠敏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们都替我高兴，可是……问得最多的就是，‘这次能拿奖吗？’”
她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司齐，路灯的光在她眼睛里映出细碎的光点，显得有些迷茫：“司齐，你说……咱们这次，有希望吗？感觉……大家好像都挺期待的。”
司齐看着她微微蹙起的眉头，知道这姑娘心里压着事儿了。
他自己何尝没有压力？
他笑了笑，语气轻松：“慧敏，你看啊，咱们这电影，能入围，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对吧？西影厂那边估计也乐坏了。”
“至于得奖……”他顿了顿，组织着语言，“威尼斯电影节，口味挺特别的。他们历来青睐诗化现实的作品，《情书》的拍摄手法，叙事结构，意识和现实，生死的讨论，从拍摄手法，到叙事结构，再到主旨都相当的具有前瞻性，这些优势可能正好对了评委的胃口，但也有可能他们并不喜欢这种风格……”
他说的很客观，像是在分析别人的作品。
《情书》大量运用了极简构图、逆光摄影和长镜头。自然景观与人物内心极度诗意化结合的手法，在1986年的主流电影中是极为罕见的。《情书》那种冷色调、高清晰度、近乎“苍白”的干净感，在当时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它会像一股清流，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通透感。
叙事手法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电影通过两封信自然地切分时空，过去和现在交织推进。如今，大家更习惯是导演“讲述”故事，而《情书》更像是邀请观众一起“解谜”。
主题则是探讨爱情，探讨记忆与真实，生存和死亡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通情感，更是侧面勾画了一整个时代的变迁。
总之，《情书》放在1986年，有它超越时代的优势。
现在用烂了的套路，放在十年前，那就是巨大的创新。
陶惠敏听得很认真，末了，轻轻叹了口气：“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像踏实了点，可又更没底了。对胃口……可谁知道评委们今年是什么胃口呢？”
“就是啊，”司齐两手一摊，做了个无奈的表情，“所以啊，别想太多。能去，能站到那个台上，让全世界看到咱们中国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就已经是赢了。奖不奖的，那是锦上添花。”
他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再说了，你想啊，到时候咱们去威尼斯，坐着那种两头尖尖的小船‘刚朵拉’（Gondola）。在水城里穿来穿去，看看那些老建筑，尝尝意大利面……多好的事！就当是组织上给咱们的奖励，公费旅游，长见识了！”
陶惠敏被他逗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眉头也舒展开些：“就你会说！还公费旅游……让别人听见，又该说你薅社会主义的羊毛了。”
“我这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司齐挺了挺胸脯，又压低声音，“说真的，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该吃吃，该睡睡，到了那边，该笑笑，该走走，大大方方的。咱们的电影，咱们要自己先觉得好，要有自信，对不对？”
陶惠敏看着他，用力点了点头，眼神重新亮了起来：“嗯！”
两人又沿着湖边慢慢走，聊起了别的闲话，电影节的紧张感似被晚风吹散了些。
时间滑进八月，热浪滚滚。
关于《情书》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终究还是在几家报纸上露了面。
没有头版头条，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
只是在文化版或者电影消息的角落里，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简明扼要地写着：
“据悉，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影片《情书》，已入围第四十三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由……执导，……主演，以独特的叙述手法探讨了……这是我国电影又一次走向国际舞台的尝试。”
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审慎的乐观。
也难怪媒体这般低调。
这几年，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消息不算新鲜。
从《亡魂谷》到《燕归来》，从《阿Q正传》到《大桥下面》、《半边人》……名字能列出一串。可每次都是“入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再听到“入围”，大家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激动，而是下意识地先掂量一下：这次，会不会又是“陪太子读书”？
期望值，在一次次的“铩羽而归”后，被现实磨得平和了不少。
街头的阅报栏前，有人指着那小块文章跟同伴嘀咕：“呦，又入围一个？这回是威尼斯。”
同伴扫了一眼，不以为意：“嗯，看见了。但愿这次能有点水花吧，别又悄没声儿回来了。”
“难说哦，”先前那人摇头，“文化不一样，有文化壁垒的，咱们的电影，人家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爱看。”
“也是……不过能去总是好的，见见世面嘛。”
“那倒是。”
类似的对话，在不少地方发生着。
大家知道了有这么个事，也感到一丝属于集体的荣光，但真要说起多大的期待和兴奋，却是不多了。
《西湖》编辑部里，大家看到报纸，自然还是高兴的。
徐培拿着报纸嚷嚷着要司齐请客，沈湖根也难得大方地批了条子，让食堂中午加了个肉菜，算是小小的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