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忠扶那句话说得平静，但听在张之洞耳中，却像冬夜里擦燃的火柴，“嗤”的一声，瞬间点亮了某种紧绷而危险的图景。
他仿佛能看到婺江对岸，李秀成那数十万大军营帐连绵如乌云，也能看到光复军前锋在江这边构筑的严整工事。
两支曾同出一源、如今却道路迥异的军队，隔着一条不算宽阔的江水，沉默地对峙。
空气里弥漫的，远不止是江水的湿气。
张之洞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瞬间涌起的波澜，向余忠扶敬礼后，转身退出了书房。
他明白，军事上的博弈与威慑，是统帅与军长们需要考虑的层面，而他的战场，在这刚刚复苏的金华城的大街小巷里。
接下来的几日，金华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恢复着生机。
光复军说到做到。
西门外，几口大铁锅下的灶火日夜不息，翻滚的稠粥蒸腾出诱人的米香与白汽。
这热气不仅温暖了无数饥肠辘辘的躯体，更像一双温柔而坚定的大手，一点点化开了百姓眼中凝结已久的恐惧与冰封的怀疑。
领粥的队伍依然长，但秩序井然，偶尔有光复军文职人员或临时招募的本地协助者维持秩序，顺便宣讲几句新政。
民事工作队的工作细致而高效。
他们拿着自制的简易表格，开始逐街逐巷、挨家挨户地敲门登记。
核实人口、记录存粮情况、标记特殊困难家庭。
对确认断炊、无以为继的家庭，现场就能凭条领取数日的救济口粮。
更引入注目的是“以工代赈”。
招募青壮参与城市恢复工作，主要负责清理街道、协助修补房屋、参与最初的公共卫生清扫。
报酬当场结算，或是实实在在的粮食，或是光复军发行的、可在城内公卖所兑换实物的“光复券”，甚至还有闪亮的银元。
这种“劳动换饭吃”的方式，不仅迅速解决了部分流民和贫民的生计。
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着“不劳者不得食”的新价值观，也让参与者对这座正在重生的城市，产生了一丝微弱的归属感。
那位主动投效的秀才陶承岳，果然出现在了民事处的临时办公点。
他因其“秀才”功名和本地人的熟悉身份，被委派协助文书与宣讲工作。
任务是将光复军那些文绉绉的政令条文，“翻译”成更接地气、妇孺都能懂的金华土话，深入街坊邻里，掰开揉碎地讲解“分田是怎么回事”、“公卖所粮价为何能稳住”、“乡公所怎么选人”。
他做事认真，甚至主动将自家已被赎买，甚至即将分配的部分田产情况公之于众，以示表率。
此举在金华士绅圈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私下的咒骂自然不会少，“背祖忘宗”、“斯文扫地”、“投效反贼”是常见的评语。
但也有些人家，开始悄悄派人去民事处外围打听，或借着领粥、登记的机会，旁敲侧击新政细节。
尤其是赎买田产的价格、支付方式，以及“投资工商”究竟有哪些门路和保障。
心中的天平，在现实利害、家族前途与隐约的时代浪潮面前，开始难以抑制地摇摆。
张之洞将这一切变化，都细细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硬皮笔记本上。
他敏锐地察觉到，当百姓最基础、最原始的“口腹之安”得到切实保障，当“不抢掠、不滥杀、买卖公平”的承诺被日复一日、毫无折扣的行动反复证实时。
某种更深层、更微妙的变化，开始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悄然发生。
人们不再仅仅是蜷缩在门后、被动等待救济或灾难降临的沉默客体。
开始有人，在巡逻队经过时，大着胆子上前，反映一些“小事”。
比如东城某条巷子的公用水井，疑似被溃逃的楚军溃兵扔进了死猫死狗，水质发臭。
比如西市某个原本欺行霸市的地痞，虽然不敢明抢，却暗中威胁小商户“不得与光复军走得太近”。
又比如南街尾那间塌了半边的破屋里，还有个卧病在床、无人照料的孤寡老翁，恐怕等不及集中发放救济……
事情都很琐碎，甚至算不上“案件”，但它们传递出的信号却不容忽视。
一种微弱的、新生的名为“主人翁”的意识，正在战火的余烬与饥饿的恐惧褪去后，于这片土地上怯生生地探出头来。
他们开始尝试信任这支新的力量，并试图借助这力量，来维护自己眼中那一点点可怜的“公序”与“良知”。
与此同时，相比于民事上的怀柔政策，军方的行动以一种雷厉风行甚至堪称冷酷的姿态，在更广阔的浙西乡野间展开。
谭绍光的第二师在短暂休整补充后，并未全力追击早已溃散无踪的刘典残部，而是依照余忠扶的命令，以一部精锐轻装疾进，直插严州府方向，兵锋遥指富江春畔的桐庐。
行军途中，他们毫不掩饰意图，公开打出“光复严州，安定地方，驱逐鞑虏”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