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一段时间，怀荣像一枚投入水中的石子，迅速激起层层涟漪。
他谢绝了所有形式上的迎来送往，一头扎进了实地调研。
在陈阿土和几位通事的带领下，他穿着半旧的布鞋，带着简易的测量工具和笔记本，开始丈量鸡笼港周边以及淡水河流域可供开垦的平缓地带。
他走访刚刚安定下来的汉人村落，与老垦户坐在田埂上聊天，听他们诉说拓荒的艰辛、对收成的期盼，还有与邻近番社那些或大或小的摩擦往事。
他也通过通事，尝试接触附近几个态度相对缓和的平埔族社，送上食盐、布匹等礼物，表达善意，倾听头人和老者讲述他们部落的历史、对土地的依赖，以及面对越来越多汉人迁入的担忧与困惑。
了解的越多，怀荣的心情越显沉重。
形势比他预想的更为复杂严峻。
土地，是问题的核心。
无论是汉人还是番人，都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家族的根基。
汉人移民遵循着“先占为主”的习惯，往往看到一片无主荒地便插标为记，开始垦殖。
而番人，尤其是生番，多有游耕或狩猎的传统，活动范围广大，许多在汉人看来“无主”的山林猎场，在番人心中却是世代相传的领地。
熟番虽多已定居务农，但土地权属也多依部落习惯，与清廷的田契制度并不完全接轨，往往一地被重复“确认”给不同的人，纠纷由此而生。
水资源同样紧张。
台湾雨量丰沛但分布不均，溪流灌溉是农业命脉。
上游番社筑坝引水，下游汉人垦田就可能无水可用，冲突一触即发。
更棘手的是历史积怨与相互隔阂。
多年的摩擦、械斗，乃至官府的偏袒镇压，在汉番之间筑起了深深的心理壁垒。信任，薄如蝉翼。
“要移民，就要土地。要土地，就必然触及现有汉番双方的利益。”
深夜，怀荣在临时厅署的油灯下，翻开那本日渐增厚的札记册，写下新的见闻与思考。
字迹有些潦草，显露出他内心的激荡。
“矛盾并非不可解，但需极大智慧与极大耐心。”
“均田不可行于当前，因为无足够公田可分，强行赎买或征收，易激大变。隔离更是下策，重蹈清廷覆辙，遗祸无穷。”
他停下笔，凝神思索。
窗外是台湾夏夜特有的虫鸣，唧唧复唧唧，仿佛在催促着他。
良久，他再次提笔，写下几行字：
“或许，出路在于‘增量共享’与‘规则重建’。”
这两个词汇，曾出现在秦远在《光复新报》上最新的一篇文章之中。
讲述的是对于当下局势的考量。
如今应用在台湾之上，却也是恰如其分。
在他的考量中，增量共享，就是做大蛋糕。
组织力量，大规模开垦真正的生荒，兴修新的水利设施，发展矿山、工厂、港口等新产业。
将新开辟的土地、水源、工作机会，作为安置移民、补偿番社、共享发展的资源池。
不动或少动现有利益格局，而是把蛋糕做大，在新蛋糕的分配上寻求公平。
至于规则重建，简而言之就是光复军需以公正仲裁者而非掠夺者身份介入。
建立专门的‘理田所’或‘番汉纠纷调解处’，邀请双方信服的头人、士绅参与。
依据我们新制定的《垦殖条例》，结合番社习惯法，重新厘清地权、水权。
对历史纠纷，酌情调解、补偿；对未来开发，订立契约，明确权利义务。
同时，设立‘番童学堂’、推广医药、互通有无，以教化与交流逐步消除隔阂。
这些都在沈葆桢拟定的“平台之略”中有所提及，不过他如今写的更为详细了。
至于要如何消除隔阂？
怀荣的目光投注到他房间的墙壁上，那张硕大的台湾地图上。
他看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土牛线”，目光坚定。
“开山，炸石。”
“破界！”
“唯有让这些番人下山，让光复军的势力，真正涉及到‘山后’地区.......”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他一个台北民政厅长能够决定的。
必须由统帅府直接下令，让整个台湾的光复军力量进行推动。
从台北、台中、台南等多地联合行动。
写到这里，怀荣舒了一口气，但眉头仍未完全舒展。
他知道，想法只是开始，每一步落实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番社是否愿意信任并合作？
大规模开垦的财力物力人力如何组织？
新的规则能否被各方接受并遵守？
光复军是否有足够的权威与执行力来推行这一切？
没有答案，唯有实践。
他合上册子，唤来值守的书吏：“将我这几天整理的《台北地区土地人口初步调查报告》及《关于安置移民与调和番汉关系的几点初步设想》，连同这份日志，即刻整理摘要，以加密电文发往福州统帅府，呈沈葆桢部长并转呈统帅阅览。”
“请示下一步方略，并请求尽快调拨专研教育、精通医疗、善于工程勘测的专门人才来台协助。”
“是，厅长！”
书吏领命，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写满字迹的纸张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