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详细剖析了光复军借助洋器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笔锋沉痛。
“……臣窃闻，西洋诸国所长，多半在于奇巧之器，尤以坚船利炮为甚。近年来与粤匪周旋，亦觉其枪炮确有裨益，不容全然漠视。”
“今观福建石逆所为，虽多倒行逆施，悖逆圣道，然其‘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之口号下，所行之事，如广开学堂译介西书，设厂造船制械，确有其……狡黠进步之处，非以往流寇可比。”
“若任其坐大，与洋人勾连日深，恐成朝廷心腹大患，非仅东南一隅之祸也。”
在奏折中，他提出了两条核心建议。
其中之一便是，紧急对西洋各国施压，严禁其向‘光复军’及‘太平军’出售军火，从源头上卡住对手的装备更新。
其二，告诫朝廷当痛下决心，‘师夷长技’，主动引进西洋军工生产技术，开办属于大清的近代化武器工厂。
而造枪炮，首重钢铁。
故他奏请朝廷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寻访优质煤矿、铁矿，建立采用西洋技术的新式炼铁厂，为自主军工奠定基础。
曾国藩一字一句看着自己所写的奏章，仿佛能感受到京师那些清流御史们看到“进步”二字时的愤怒目光。
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
但他深知利害攸关，不得不言。
这份奏折，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京城。
果然如他所料，奏折内容一经在朝堂之上讨论，瞬时便引发了轩然大波。
守旧派的抨击如潮水般涌来。
“荒谬！曾涤生此议，岂非效仿石逆之行？”
“我天朝上国，文物制度尽善尽美，何必效法蛮夷奇技淫巧？”
“与洋人合作办厂，岂非引狼入室？国之重器，焉能假手外人！”
“此乃动摇国本，舍本逐末之举！”
唾沫几乎要淹死任何支持此议的人。
然而，端坐于龙椅之上的咸丰皇帝，此刻却展现出了超越许多朝臣的清醒与决断。
作为“玩家”，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科技代差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火器的威力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奇技淫巧”四字可以轻蔑抹杀。
光复军的崛起速度，福建的剧变，都印证了这一点。
他深知，若再不奋起直追，变革图强，莫说剿灭发匪、光复军，就是这爱新觉罗的江山能否保住，都在未定之天。
内部的腐化尚可徐徐图之，外部的降维打击却是顷刻覆亡之祸。
面对汹汹物议，咸丰力排众议，朱笔钦准了曾国藩的奏请。
一方面，严令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各国公使施压，要求其遵守中立，禁止对光复军和太平军进行军售。
另一方面，谕令曾国藩、胡林翼等务实派官员，着手筹备与西洋各国谈判，引进技术，筹建包括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在内的第一批近代化军事工厂。
朝廷态度的转变，也影响了民间舆论。
有识之士开始公开讨论仿效西法、自强求富的必要性，各地奏章中关于寻找优质铁矿、建立新式铁厂的建议也层出不穷。
这股悄然兴起的“洋务”暗流，也波及到了偏远之地的贵州。
在兴义府知府衙门的书房内，一个名叫张之洞的年轻人，将一份辗转得来的《京报》抄件和关于福建近况的传闻小心翼翼地收好。
他那颗年轻的心，在胸腔内炙热地跳动着。
朝廷风向的变化，福建光复军带来的冲击，西洋技术的显现威力，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圣贤书中所描绘的截然不同的世界。
毫无疑问，当下是一个危机四伏却又充满机遇的剧变时代。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稳步走到父亲张锳面前，躬身行礼：
“父亲，孩儿已深思熟虑。我想提前结束蛰居，参加明年的会试！”
此时的他，年纪不过二十一岁。
在十四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便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崭露头角。
两年后，在顺天府乡试中，他又以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堪称少年得意。
原本按计划，他或许会再沉淀几年，但如今天下风云激荡，大势逼人，他不想再等了。
他要尽快踏入仕途，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施展抱负。
他要成为有清以来，继钱棨、陈继昌之后，第三位连中三元者！
以此最辉煌的方式，开启他的济世之路。
向这天下宣告，他张之洞来了！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