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剧变，如同投入晚清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光是寄居南昌、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在密切关注。
身处江西前线，肩负剿匪重任的曾国藩，其对福建动态的关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深切。
那些从福建传来的，关于“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的喧嚣言论，他初时并未十分在意，视为石达开收拢人心的蛊惑之辞。
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个更具迷惑性的外壳。
但随后传来的消息，却让他脊背发凉。
那些所谓的“文明进步”，兴建新式学堂，创办福州大学堂，在他这位理学儒臣眼中，固然是些惑乱人心、标新立异之举，冲击圣贤之道。
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他的信念体系，他自信以湘军的“朴诚”和“忠义”，足以在精神上压倒这些“异端邪说”。
真正让他坐卧不安、如芒在背的，是洋人的态度。
根据多方探报，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洋各国，非但没有因光复军的“叛逆”身份而与之划清界限，进行封锁抵制，反而在石达开主动开放港口、承诺通商，甚至大胆引入外国资本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合作意愿。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远洋货轮，正络绎不绝地驶向福州、厦门、泉州，卸下的不仅是各类工业机器，更有成箱的军火。
这彻底动摇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一生笃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纪律性远胜于武器装备。
他曾以此反复训导急于为吉字营购买洋枪洋炮的弟弟曾国荃，并以麾下猛将鲍超的“霆字营”为例，证明没有洋枪洋药，一样能屡当大敌，所向披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武器日益精良、战术思想亦显迥异的福建光复军，以及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西方技术支持。
曾国藩内心深处那套依靠“忠义血性”、依靠传统营制就能克敌制胜的逻辑，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他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用兵狡诈、奇正相生，曾在湖口、九江将他逼得羞愤投水自尽的石达开的身影。
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勇猛与纪律确实能弥补武器的部分差距。
可面对同样开始系统化学习西方，并试图自行“造器”的光复军呢？
湘军还能凭借旧有的模式与之一战吗？
福宁府十万清军在短短时间内近乎全军覆没的残酷事实，像一个冰冷的答案，告诉他——
不能！
湘军的战力虽远胜过福宁府那十万多只战力糅合而成的杂牌军。
但光复军在历经一系列的军改，以及大规模普及火器火炮之后，其战力已然发生质变。
如果湘军仍然固守陈规，满足于现有的装备和战术。
那么未来两军若相遇，其差距，恐怕将不再是勇悍与纪律可以填补，而是犹如天堑鸿沟般的“代差”！
他此前一直抗拒从洋人那里购买火器。
不是他真的迂腐到看不见火器之利。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火器，尤其是先进连发火器对于过去依赖城墙、阵型和个人武勇的旧式战争的彻底颠覆性。
一旦火器在中国普及开来，即便他侥幸快速扑灭了太平天国之乱。
但往后呢？
在火器流散到地方，民间亦可能掌握之后，任何一座城池将不再能成为割据势力的可靠屏障，任何一次民变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武装冲突。
届时，他苦心孤诣想要守护的清王朝统治秩序，将会以远超他想象的速度加速崩塌。
这是一种深沉的、基于维护现有体制的恐惧。
可现在，光复军的出现。
石达开毫不避讳地拥抱西洋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并以此取得了骇人战果。
这迫使曾国藩内心的固有观念和恐惧，被另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所覆盖、所动摇。
若不能迅速掌握同样的力量，莫说维护朝廷，就连他自身和湘军的存亡都将成为问题。
更让他忧惧的是，光复军不仅在购买军火，更在大规模兴办实业，意图学习西方自造军火！
这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优劣之争，触及到了他一直回避的“道”与“器”关系的根本层面。
若让其在福建站稳脚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形成“造器—强兵—扩地—再造器”的循环，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再难遏制。
想到此，曾国藩再也无法安坐。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提笔蘸墨，在一份奏折上沉重地写下开头。
他必须说服朝廷，正视这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