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这么久，乔彤立刻明白了任夏的意思。
起诉作业本，是要杀鸡儆猴，给可能投机模仿的其他人一个警示，让他们不敢轻易跟风。
而呼吁立法，则是法律层面上杜绝英烈被污蔑的可能，让那些没有直系亲属存世的英烈之名誉，也能受到妥善的保护。
如任夏后来所知的一份案例，既“淮安消防烈士谢勇名誉权案”，虽然谢勇的父母因为心情沉痛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检察院却引用了2018年出台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赋予的公益诉讼权提起诉讼，保护了烈士的名誉。
法律这条红线只要划出，就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因此越早划出越有利于社会风气、舆论的扭转。
“乔主编知我。”
任夏笑着点头：“我这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启动电影拍摄，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且我的份量也不够，推动不了立法这么大的事，但是由环球日报来做却最为合适。”
“好，这件事你放心吧，我会和报社领导汇报，联合专门的学者推动这件事。”
乔彤见任夏说的严肃，也答应下来。
环球时报的视野是着眼于全球，但战场的根本却在国内，即便任夏不给她打这个电话，环球也会发文痛批这个作业本。
而任夏拿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乔彤当然不会拒绝。
和乔彤打完电话，任夏收拢被发散的心思，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之中，开始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春苗。
这部电影，任夏重生前看过大概两三次，对里面的大致剧情是熟悉的，但也远不如前几部被拉片的电影那样滚瓜烂熟，因此他没有着急拉片，而是先将电影从头到尾的看了三遍。
第一次看，他关注的是叙事脉络：江南水乡，贫农的女儿小妹因急性肺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却因“没有床位”、“医生下乡”被延误治疗，最终夭折。
妇女队长田春苗目睹这一切，愤怒质问：“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就不是人吗？”
第二次看，他留意的是人物塑造：从最初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农村妇女，到克服重重困难学会打针、采药、治常见病，最终成长为能独立诊治、深受乡亲信赖的“赤脚医生”。
春苗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中积累，在与旧医疗体系的冲突中觉醒。
第三次，任夏看的，是电影深处那些谢进导演埋下却未曾言明的核心矛盾：那些在1975年或许只能隐晦表达，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可以且必须被彻底剖开的问题。
三遍看完，任夏按下暂停键，画面停留在春苗第一次走进公社卫生院的那一幕：
整洁却空旷的诊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低头写病历，对门外抱着病重女儿的贫农视若无睹。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苍白而讽刺。
他有了思路，起身用马克笔在白板上写下几行字。
一、医疗的目的：救命还是守规矩？
二、知识的属性：公共品还是私产？
三、学阀的谱系：从“老爷卫生部”到现代学术垄断
四、春苗的道路：人民立场 vs精英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