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将批注的密密麻麻的剧本递给任夏：“史料考据严谨，细节还原真实，人物动机合理，且不论电影拍成什么样，至少就剧本而论称得上一句优秀。”
任夏心中稍安，但听出她话里有话：“但是？”
“但是，”戴锦华转过身，目光如炬，“这部电影的基调有些问题。”
任夏一怔。
“每部电影都有基调。”戴锦华走回沙发前，重新坐下，“有的轻松诙谐，有的悬疑紧张，有的浪漫文艺。基调是统一所有电影元素的核心——剧情走向、角色台词、演员表演、构图色彩、背景音乐......全都得围绕着它展开。”
她拿起剧本，轻轻拍了拍封面：“你的剧本在剧情层面无可挑剔。但它的基调，在我看来，有些单薄。”
“单薄？”
“它似乎仅仅是为了揭露而揭露。”戴锦华说得直接，“你想展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想揭露日军的暴行，想记录那些卑微的见证者——这些都做到了。但然后呢？”
她看着任夏，眼神深邃：“一部关于民族苦难的电影，如果只是把伤口扒开给观众看，那它只是一份病历。真正伟大的历史题材电影，应该在展现伤口的同时，告诉观众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任夏陷入沉思。戴锦华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他心里某个一直隐隐不安的地方。
“你看谢进导演的《鸦片战争》。”戴锦华继续说，“它当然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但它的基调不止于此。它传递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
她神色严肃地竖起两个手指：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
“第二、卖国贼必须被钉在耻辱柱上。”
“这两个观念，既是电影的基调，也是谢晋导演向历史交出的答卷，他让我们无论何时看到这部电影，总能够被电影所警示、提醒。”
“这才是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应该有的基调，它不仅是记录，更是爱国者之间观念的传承。”
任夏闻言，整个人瞬间仿佛被什么东西劈中。
他闭上眼睛，前世看这部电影时的画面犹如走马灯一般，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
阁楼里颤抖的快门、地窖中压抑的呼吸、暗格里泛黄的底片、刑场上挺直的脊梁.....
画面最终定格在阿昌身上。
那个照相馆学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着举枪的日军军官，说出的那句振聋发聩的台词：
“我们从来不是朋友。”
这句话很好。
它戳破了所谓中日亲善的虚伪，彰显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屠刀前的骨气。
但它似乎还有些不够。
“教授，”他的声音有些发干，“如果......如果阿昌在说完那句我们从来不是朋友之后，再加上一句呢？”
戴锦华微微挑眉：“加什么？”
任夏站起身，在研究室里踱步。
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满墙的书架上。他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寒冬的刑场，血迹斑斑的墙壁，少年单薄却挺直的身影，还有那双眼睛。
那双在绝境中依然燃烧着某种火焰的眼睛。
他转过身，一字一顿：
“你们掩盖不了真相。”
他稍稍停顿，然后，更重的字句落地：
“只要中国还剩一个人，就会有人替我们讨回这笔血债。”
寂静。
针芒落地可闻般的寂静。
研究室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窗外的风声从远方传来，隐约像是遥远时空里的回响。
戴锦华听完之后，一动不动地坐着。老花镜搁在茶几上，镜片上倒映着顶灯的光斑。许久，她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好。”她声音很轻，却带着千钧之力，“这一句，把电影的基调，从单纯的揭露，变成了揭露加历史追责。”
她看向任夏，眼神变得复杂而忧虑：“但你明白吗？加上这句话，你这部电影要面对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明白。”任夏点点头，声音异常平静，“会有人说我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破坏中日关系，有人说我把电影当政治工具。”
“不止。”戴锦华摇头，“他们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你，用最阴险的手段阻挠你。”
“你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想要上映遭遇的阻力恐怕会比原来大十倍，就算侥幸上映，也难免会遭遇大量的修改，或者永远不能来到公众面前。”
任夏陷入沉默。戴锦华没有打扰，只是给了他一些安静，让他能够更充分地思考。
足足十几分钟以后，任夏抬起头，先前严肃的面色，反而变得极为轻松，“教授，你还记得我炮轰张一谋时说的那句话吗？”
戴锦华一怔。
“当时我说，中国电影的根本是观众，出路在我们本身的文化上。”
任夏重复着，眼神无比坚定，“这句话不是漂亮话，是我真的相信的东西。”
“如果连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追责、血债，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文化自信？还有什么脸面面对那三十万亡灵？！”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却更沉：“这部电影，我不只是为了揭露历史。我是为了告诉所有看电影的人——有些罪行，不会因为时间流逝就被遗忘；有些血债，不会因为施暴者不承认就不存在。只要我们还记得，只要还有人在追问，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过去。”
“这，才是电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