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导演发现，拍符合西方想象的中国故事，不仅有机会拿到国际电影奖项，也更容易获得个人声誉，所以开始投机。”
“国际奖项不好吗？获得国际奖项，不也是代表了中国电影人的声誉？”
“国际奖项不是不好，而是被神化了，很多导演唯国际奖项是从，满脑子都是什么新潮流主义、什么普世价值，把拍电影变成了向国际电影节邀功献媚的应试考试，这难道能说是好事情吗？”
“应试考试，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尖锐。”
章义再次顿了顿笔，看向任夏，“谈谈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吧，你如何得出中国电影脱离观众这个结论的？”
“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当然是观众。但现实中，很多导演拍电影，是拍给投资人看，拍给电影节评委看，拍给圈内同行看，甚至拍给未来的影评人看，唯独不是拍给普通观众看。”
任夏端起茶杯，润乐润嗓子继续开口：“这就导致影视圈内出现了各种怪现象：故事讲不明白，美其名曰留白；逻辑漏洞百出，说成超现实主义；人物面目模糊，辩解称人性复杂。观众看不懂，就是观众没品味；观众不喜欢，就是观众太肤浅，这难道不是脱离观众吗？”
“所以你之前的视频，核心方法论就是让观众看懂。你认为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
“至少是开始。”任夏放下茶杯，“观众不是傻子。他们可能不懂镜头语言、叙事结构这些术语，但他们有最朴素的审美直觉和情感判断。”
“一部电影好不好，他们心里清楚。问题在于，当导演用专业的包装来掩盖作品的缺陷时，观众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水平不够？是不是我没看懂？”
“所以你的视频不只是给他们一个解读电影的武器，其实也是在呼吁，让观众获得评价电影的权力？”
“不是让他们获得。”
任夏神色变得严肃，纠正道，“评价电影本身就是观众的权力，只是长久以来被人为的剥夺了。”
“就好比在我的视频发布前，就有很多人觉得《南京！南京！》别扭，觉得《可可西里》里面的剧情不对劲，但当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后，却会被扣上不懂艺术、不懂电影的帽子。”
“这才是我做视频的初衷，我要告诉这些观众，你们觉得别扭、觉得不对劲，不是因为你们不懂艺术，也不是因为你们不懂电影，而是导演的价值观有问题，他的电影在刻意的抹黑官方，扭曲事实。”
章义沉默了片刻，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然后问：“那么，你认为像《南京！南京!》和《可可西里》这种电影应该如何拍？”
“拍摄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基本的要求只有三个。”
“哪三个？”
“首先，要对得起历史。”任夏毫不犹豫，“拍历史题材，就要敬畏历史。不能为了所谓的艺术效果，扭曲基本事实，更不能为侵略者、为罪恶涂脂抹粉。这是底线。”
“其次，要对得起观众。”他继续，“观众花钱买票，花了时间坐在电影院，导演就有责任讲好一个故事。你可以有艺术追求，可以有深刻表达，但前提是，你得让观众看懂你在说什么。连故事都讲不清楚，谈什么艺术？”
“最后，要对得起良心。”任夏声音低了些，“导演是人，人有立场，有价值观。你可以不直接表达，但不能暗中夹带私货，用精致的镜头包装危险的思想。”
“简而言之，艺术可以探索人性黑暗，但不能美化罪恶；人性可以呈现复杂，但不能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