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开始。
1937年的南京城。
黑白影像里，秦淮河上旁边的街巷兵荒马乱，阿昌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街道上，四周一片混乱的景象。
阿昌因为帮助老夫妇找信，错过了卡车，但却意外逃过一劫....
然后是阿昌被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误认为照相馆学徒，带到了照相馆之中，金承宗出现，手把手的教阿昌如何洗照片。
那是南京城的某条街道。尸体，横七竖八的尸体。
阿昌的手开始抖。他把照片从显影液里捞出来，盯着看，嘴唇在抖，手在抖，整个人都在抖。他抬起头，看向金承宗。
金承宗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照片接过来，挂上晾干，又拿起另一张底片，放进显影液。
阿昌问：“这……这是什么？”
金承宗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洗，继续晾，继续沉默。
画面里，那些照片一张接一张地浮现出来：被刺刀挑起的婴儿，被砍下的人头，被强奸后杀害的女人，被机枪扫射的尸体堆。每一张都是那个冬天的南京，每一张都是那些回不来的人。
阿昌在恐惧中麻木，在麻木中觉醒，决定把日军屠城的照片藏起来，把历史的真相留给后人。
金承宗发现了，但并没有阻止，而是主动帮助阿昌......
直到最后，阿昌直面伊藤，说出了那两句话：
“我们从来不是朋友。”
“历史掩盖不了。只要中国还剩一个人，就会有人记得，就会有人讨回这笔血债。”
看到这一幕，采访过上百位幸存老人的刘仲华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想起自己采访过的一个老人。老人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能把弟弟的尸首找回来。
她说：“我知道找不回来了，但我就是想找。找不到，心里过不去。”此刻，看着银幕上的阿昌，他突然明白——那个老人想找的，不只是弟弟的尸首，是一个说法。一个为什么她弟弟该死、为什么那些人可以随便杀人的说法。
.......
剧情一点一点过去，观影室内早已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聚精会神的看着电影，不是有人轻轻擦拭着眼泪。
两个多小时后——
幕布暗下去，片尾字幕缓缓升起。
“谨以此片，献给三十万回不来的金陵乡亲。”
房间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甚至没有人敢大声呼吸。
孙为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他的手攥着扶手，指节发白。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他死死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张秉钧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他没有出声，但那抖动的幅度，出卖了他。他的笔记本掉在地上，他没有去捡。
刘仲华用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但那沉默里的重量，压得整个房间喘不过气来。
戴锦华早已泪流满面。她研究电影四十年，自认见惯了悲欢离合，但此刻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只是看着那片黑暗的幕布，看着那行字，一遍一遍地看。
郑若林的手在抖。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又擦。最后他放弃了，就那么让眼泪流着。
邹建平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脸上没有泪。但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张秉均红着双眼开口，看向任夏：
“阿昌最后那句话——‘只要中国还剩一个人，就会有人记得，就会有人讨回这笔血债。’任导，这句话，是你写的？”
“是。”
“写得好！”
刘仲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
“这句话，我憋了三十年。”
他看着任夏，眼眶红着，但语气平静：
“我采访过两百多位幸存者。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故事，最后都会问一句：这个账，什么时候能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我只能说，会有人记得的。”
他顿了顿。
“但记得，够吗？不够。记得是为了讨回公道。可这话，我不敢说。学术界不敢说，舆论不敢说，影视作品更不敢说。一说，就是煽动仇日，就是破坏中日友好。”
他看着任夏。
“你敢说。你替我们说了。”
他站起来，走到任夏面前，伸出手。
“谢谢你。”
孙为民也站起来。他没有走过来，就站在原地，看着任夏。
“我守了二十三年照片。”他说，“那些照片里，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孩子的周岁照。我看着那些脸，有时候会想：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他顿了顿。
“今天，我看到了。”
他的声音哽了一下，但很快稳住。
“那个金承宗藏底片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以后有人问起来，咱们得有个说法。’我听了，眼泪差点下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来纪念馆的人一个说法。告诉他们，这些照片是真的，这些人是真的，这些事是真的。”
他看着任夏。
“但今天你让我知道，那些照片里的人，不只是照片。他们活过，是历史中如你我一般，真实存在的人。”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谢谢你。”
张秉钧也站起来。他走过来，站在任夏面前。
“我一开始不信你。”他说，声音坦荡，“二十四岁，六个月，能拍出什么？我承认，我小看你了。”
他伸出手。
“我张秉钧研究历史三十年，从不轻易服人。今天，我服了。”
然后是其他专家。一个接一个，他们走过来，握住任夏的手，泪流满面，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