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郡沙，夜晚来得格外早。
林正宇推开快捷酒店的房门，一股暖气扑面而来。他把公文包放在床边，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对面就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楼，几层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林正宇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
桌上的笔记本摞成了好几摞，每一摞都用不同颜色的便签纸标注着案件名称。
最下面那摞已经泛黄，封面上写着“李乾坤案”。
他随手翻开，看到自己当时写的字迹：
“防卫过当的认定，不能脱离案发时的具体情境。法律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标准，去苛求一个在恐惧中做出反应的普通人。”
那是他在郡沙县法院办的第一个有争议的案子。当时黄罗生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有没有想过这个案子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说想过。
黄罗生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他说，因为这是对的。
林正宇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原处。
他又拿起另一本，封面上写着“周明案”。
这本笔记比李乾坤案的厚得多，里面夹着各种剪报和打印的网页截图。
他翻到中间某一页，看到自己用红笔圈出的一句话：
“网暴只是在屏幕上伤人吗？”
林正宇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当时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周明案还没有开庭。他只是在整理案情的过程中，突然产生了这个疑问。
后来的事实证明，网暴不只是在屏幕上伤人。
它可以让一个人失去工作，失去朋友，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李强就是这样死的。
林正宇苦笑了一下，把笔记本放回桌上。
他当时想得还不够远。
他以为周明案是个特例，以为判决书里把网暴的危害写清楚，就能起到警示作用。
但瀚海案告诉他，网暴不是特例，而是一门生意。
有人专门研究怎么用舆论当武器，有人专门设计话术模板，有人专门培训水军。
他们把伤害别人变成了流水线作业。
林正宇走到窗前，看着对面中院大楼里还亮着的灯光。
那里面有多少人在加班？
他不知道。
林正宇转身回到书桌前，又拿起一本笔记。
这本是“职高案”的。
封面上贴着一张便签，写着“持续性校园内的人身和精神侵害”。
这是审委会讨论时，魏国平提出来的说法。
林正宇翻开笔记，看到自己当时记录的审委会讨论内容：
“吴小红担忧校园欺凌一词被媒体炒作，建议判决书措辞需谨慎。”
“周慧敏认为判决书应当回应社会关切，但不能越界。”
“魏国平提出使用持续性校园内的人身和精神侵害来准确反映案情。”
林正宇合上笔记本。
在瀚海案的专案组会议上，魏国平说过一句话：“法官的讲政治，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这句话和黄罗生说过的话很像。
黄罗生说：“办案不是为了卖面子。”
魏国平说：“判决书是法官回应社会的唯一正式渠道。”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意思。
林正宇又拿起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赵勇案”。
这是伤医案。
他翻开笔记，看到自己当时画的一张图：
图的中心是赵勇，周围画着几个箭头，分别指向母亲去世、医患沟通失败、网络煽动、维权群。
所有的箭头最终汇聚到一个点，持刀伤人。
赵勇不是天生的罪犯。
他只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一个在绝望中寻找出路的普通人。
但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
法律不能因为同情就放过他，但判决书可以把他走向犯罪的过程写清楚。
林正宇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下一句话：
“法律惩罚的是行为，但判决书可以追问原因。”
他放下笔，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笔记本。
李乾坤案、周明案、职高案、赵勇案、李庆山案、瀚海案……
每一个案子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无数的人。
有受害者，有加害者，有旁观者。
有在法庭上哭泣的家属，有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官。
林正宇站起身，走到窗前。
对面中院大楼的灯光又灭了几盏。
他看了一眼手机，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他关上台灯，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却还在翻涌着那些案件的细节。
李乾坤案的监控画面，周明案的剪辑视频，职高案的欺凌录像，赵勇案的催收话术……
它们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闪过。
林正宇翻了个身，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些。
……
第二天上午十点，林正宇在中院三楼的茶水间遇到了邹德华。
茶水间不大，靠墙放着一排柜子，柜子上摆着各种茶叶罐和杯子。角落里有一台饮水机，旁边是一个小冰箱。
邹德华正站在柜子前，往一个紫砂壶里放茶叶。
“正宇，来泡茶？”
邹德华转过头，看到林正宇走进来。
林正宇点点头，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
“邹庭，您这茶叶看着不错。”
邹德华笑了笑，把茶壶放到桌上。
“老家带来的，家里人亲手做的茶。”
他往茶壶里注入热水，一股茶香立刻弥漫开来。
“坐吧，正好休息一下。”
林正宇在邹德华对面坐下。
茶水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走廊上偶尔传来脚步声。
邹德华把第一泡茶倒掉，又注入热水。
“昨天的庭前会议，你觉得怎么样？”
林正宇想了想。
“郑维明的策略很清楚，他想在程序上找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