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遇春所部已经攻下了袁州路和抚州路，大军稍加整顿，又兵分两路攻入吉安路和建昌路。比起战线才推进到衡州路的“隔壁”徐宋大军，汉军在江西攻城略地的步伐一点都不慢。
其实，徐宋开疆拓土的速度并不慢，也只是比不了至正十二年席卷江南那般狂飙猛进，比起仍在流窜作战的韩宋，更是强了许多。
——韩宋困守开封，四面受敌，只能派偏师突围求活，哪里有徐宋这般稳扎稳打的从容？
徐宋至正十二年迅速席卷江南，本就有特殊原因，百姓苦元久矣，闻风而投，加上各地有城无防，江南元军武备废弛，根本不需打什么硬仗。
但这种速度存在巨大隐患——扩张太快，来不及消化；收编太多，来不及整训。徐宋也为错误战略付出了惨重代价：精锐分散各地，被元军逐个击破，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陷，元气大伤。
此后，靠着石山在江宁称王，调走江南元军主力，散落各地的徐宋残军才缓了一口气。他们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收拢溃兵，整训兵马，终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重新拿下了荆湖半壁。
但等徐宋大军打过长江，石汉已经崛起，并准备进军江西。
这对志在江南的徐宋构成严重威胁。
彼时，史普清等人力主东进，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白莲教在江西根基深厚，信徒众多，只要趁汉军攻取江浙之机夺下江西，徐宋就能尽快获得更多兵员和钱粮，并在之后与石汉争霸江南中占据有利位置。
这个战略本身没有大问题。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襄而引闽粤。谁得了江西，谁就握住了江南的钥匙。争霸江南，也必须控制江西。
只可惜，他们赌错了石山的决心和实力。
汉军多线作战，还在江宁保留了大量机动力量。石山更是在得到江州有变后，立即御驾亲征。
江州一战，徐宋一脚踢在了铁板上，不仅损兵折将，还耽误了宝贵的扩张机遇。等两国完成和谈，徐宋战俘被分批放回，元军早已加强各地防务，还一度与徐宋打得有来有回。
在这种形势下，徐宋大军还能这么快推进到衡州路，实力仍不容小觑。
而且，他们也没有死磕湖广行省一地。
趁着韩宋偏师大闹陕西，吸引走了部分元军的时机，徐宋西线兵马陈友谅所部大举西进。连破峡州路、归州路，兵锋直指夔州路，明显想要攻入“天府之国”的四川行省。
徐宋兵力可观，战略目标明确，外部环境也好于韩宋，仍是稳居石汉之下的第二抗元势力。
不过，尽管汉军长期在江州府和安庆路部署重兵，以防范位于长江上游的徐宋突然翻脸，偷袭江州，切断江西与江宁的联系，常遇春却不会与徐宋比进度。
要比，也是和汉军徐达所部第一军比。
徐达拿下福州后，又攻泉州，兵不血刃便收了兴化路，如今已控制福建大半。第一军进度稍快，但经过这轮快速扩张，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才能稳定福州等路。
而福建行省剩余的邵武、汀州、漳州等路地形更加复杂，山高林密，瘴气弥漫，很难再快速推进。
因而，常遇春嘴中的“进度太慢”，其实并不是攻城略地的速度，而是稳定新控制区的力度。
这也是他在稳定瑞州路后，就回到南昌坐镇的原因之一。
常遇春此前过于重视攻城拔寨，忽略了借破城之机扫除一些“沉渣”。现在，他不得不“补课”——继瑞州府反叛后，龙兴路分宁县又乱了！
起因是当地士绅和小吏沆瀣一气。
分宁县有个姓李的士绅，家中有良田千亩，在县衙里也有些人脉。仗着天高皇帝远，按照“以往惯例”，勾结县吏和同县士绅，借口汉军发动大战所需，明目张胆加征三倍夏税。
多出来的部分，全部落入他们的腰包。
汉军拿下龙兴路时，曾高调宣扬“正税免捐”，承诺只收朝廷规定的正税，免除一切杂捐。百姓们听了，以为挺过了寒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却遭遇这等“倒春寒”。
其愤怒可想而知。消息传开后，近百个青壮拿着锄头、扁担、柴刀，冲进李氏家中，将其一家老小二十几口全部拖出来，当场打死。
愤怒一旦释放，便如野火燎原。
很快，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近千青壮参与其中，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县吏、乡绅，被揪出来游街示众，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活烧死。
待闹事百姓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杀了官差、士绅，这是死罪。官府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与其等死，不如拖家带口，躲入了幕阜山中。
幕阜山横亘江西、湖广两省边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藏个几千人，根本找不到。
实际上，此山中至今还有汉、宋两国都管不到的盗匪出没，若让这些百姓与盗匪联手，站稳脚跟，将是个很大的隐患。
这件事起因简单，经过清楚，处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常遇春接到消息后，先是派兵将渎职的分宁官吏全部控制起来。审问之下，很快就查清了事情原委——谁加的税，谁收的钱，谁分的赃，一清二楚。
然后，他将涉案的分宁县主簿等人捆起来，亲自带兵押往幕阜山。
山脚下，常遇春让士兵敲锣打鼓，喊话让百姓下山。喊了半天，没人应。他便将那几个官吏绑在树上，当着山上百姓的面，命人鞭笞。
一鞭下去，一声惨叫。十鞭下去，血肉模糊。二十鞭下去，那人已经昏死过去。
常遇春站在一旁，高声喊道：
“乡亲们！俺是大汉江西行省左丞常遇春！这几个狗官，私加赋税，盘剥百姓，罪该万死！今日当着你们的面，俺替你们出这口气！”
他顿了顿，又道：
“朝廷有令，正税免捐！这是汉王亲口说的，俺常遇春用脑袋担保！你们下山，继续做良民，该种田种田，该交税交税，朝廷既往不咎！若继续聚啸山林，朝廷定发大军征讨！
到那时，刀枪无眼，可别怪俺常遇春不讲情面！”
一番话，连劝带吓。山上静默许久。
终于，有人陆陆续续下山了。先是几个胆大的，后来是几十个，再后来是几百个。他们放下武器，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常遇春让人把那些官吏押过来，当着百姓的面，又鞭了一顿。然后宣布：这些狗官，押送江宁，按律治罪。你们回家，安心种地。
百姓们千恩万谢，各自散去。
但还有十余人，始终没有下山。那是带头闹事的青壮。他们害怕官府出尔反尔，下山后会被秋后算账。躲在山上，观望形势。
常遇春也不急，直接班师回南昌，留给他们自己冷静思考的时间。
如此又过了几日，那十几个人熬不住，见下山的百姓果然无事，也就下了山。
一场原本可能波及数县的动乱，就这样告一段落。
——当然，彻底平息动乱，还需新的分宁县令等官吏到任后整治吏治，重建当地百姓对官府的信任。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急不得。
其实，分宁县这事并非个例。
浙江、江北也都曾出过类似问题。有的地方是加征赋税，有的地方是强拉民夫，有的地方是侵占田地。但大部分都很快平息，没有酿成大乱。
正因为有这些成功的案例在前，常遇春这个武夫也能依葫芦画瓢，迅速解决分宁之乱。
蒙元治下，皇权不下县。
朝廷只管收税，只要地方完成税额就行，至于怎么收，收多少，全凭地方官吏说了算。对地方完全是散养，放任自流。每年到底要交多少税，几乎任由掌握解释权的官吏和士绅豪强随便说。
官府说要一石，那就是一石。官府说要五石，那就是五石。百姓敢说不？
敢说不就是抗税，就是造反，就是杀头。
每年，都会因为催逼赋税徭役，引发家破人亡的惨剧。
遇到不甘待死的百姓，便会奋起反抗。
江西能够成为“白莲老区”，数十年来屡屡有人借白莲教名义起义，与其信徒众多有不小的关系。但是，本地社会矛盾深重，上下阶层几乎割裂，才是频频爆发动乱的根源。
究其原因，是蒙元社会治理体系出了大问题。
或者说，蒙元最初设计这套体制时，就没有考虑底层百姓的利益。
他们没有能抑制豪强士绅的制度力量，没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他们只想着怎么收税，怎么让那些高高在上的蒙古贵族过得舒服。
底层百姓的死活？谁在乎！
石山接手了蒙元这套烂摊子。
任他再如何选拔人才、改革体制、调整政策，也不可能仅通过打下某地、开展一两场难以深及根本的运动，便彻底根治积弊。
那些盘根错节的势力，那些根深蒂固的陋习，那些深入骨髓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新政权适配老官场，必然会出各种问题。
有问题不可怕，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从中吸取教训，逐步改进工作方法，才是必须重点治理的大问题。
因而，石山没有为此事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