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主力千里来援，人困马乏，急需休整，而宋军负隅顽抗，血性正盛。因而，石山并没有立即出兵。
入城后，他先慰问了历经苦战的守城将士，随后又召见了部分百姓代表，询问汉军守城期间有无残民害民之举。众人皆答常将军仁义，所部入城后秋毫无犯。
石山很清楚汉军在江州的表现并不好，先前破城时就有汉兵杀俘波及无辜百姓，此后守城期间也因城防物资不足，强拆了一些民宅，不可能不积累民怨。
但对睁眼说瞎话的江州百姓，他却没有纠正——因为他们已经表达了愿意顺从的态度。
前年，宋军攻克江州，以“摧富益贫”为口号发动底层百姓，大肆屠戮本地大户豪商。
去年，元军和豪强武装收复江州，又大举清算此前拥护宋军的“贱民”。
经过持续战乱和两轮政治清算，江州百姓死伤大半，绝大部分残存者虽然背负了更多仇恨，却在此期间释放了部分狂热，为了活下去，只能将仇恨埋藏得更深。
而石山此举，也是宣扬“汉军保境安民，愿与江西人共治江西”的政治作秀，江州百姓愿意配合，给彼此留足了体面，后面才好治理。
宋、元两军在江州都埋有“钉子”，不可不防，必要时必须清理，但对江州百姓这个整体，还是以安抚为主。
当夜，汉王行宫（原江州路总管府衙）内，石山又召见了降将邹用中，详细了解江西情况。
邹用中深知这是自己在新主面前展示价值，奠定在新政权中仕途起点的关键时刻。当即从自己亲身参与的经历说起：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台州海寇方国珍作乱，臣预感天下将乱，乃会同已故义兄毛忠吾等人编练丁壮保卫乡里。但真算起来，臣等团练义兵的时间，其实并不算最早。”
直到至正十二年，刘福通、徐寿辉两部起义军分别席卷江北、江南，元廷被搞得焦头烂额后，才下达“纳粟补官令”，变相承认民间团练武装。
在此之前，元廷一直是“禁兵”“禁武”，尽管由于其统治能力低下，禁令并未得到严格贯彻，但这么早就有人公然编练乡勇，确实有些违背常识。
石山虽然心中有些惊诧，但面上波澜不兴，只是微微颔首，示意邹用中继续。
邹用中看不出石山深浅，不敢耍心眼，继续道：
“太远的情况，臣不敢妄言。袁州路在至元四年（1338年）便有周子旺、彭莹玉之乱。彼等作乱前，便以‘联防盗匪’为名，暗中训练庄客信徒。
此乱虽然很快平定，却如野火燎原，埋下了种子。此后十余年间，江西各地豪强大户，逐渐开始偷偷编练丁壮，只因规模都不大，官府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石山很快就找准了问题关键——编练丁壮不仅需要钱粮投入，还有可能被告谋反。若无迫在眉睫的威胁或利益驱动，谁会甘冒奇险？
“元廷至今都没有正式放开兵禁，江西各地却这么早就编练丁壮，为了做甚？”
邹用中犹豫了片刻，面色有些古怪地答道：
“或催租税，或防盗匪。”
“防盗催租？”
石山听出了邹用中话中未尽之意，冷笑道：
“所谓盗匪，恐怕多是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佃户、流民吧？”
邹用中暗叹汉王果然敏锐，也不否认事实。
“王上明鉴，确实是如此。”
石山望着油灯上跳动的火苗，他已经能清晰勾勒出江西的问题：土地兼并，租税苛重，底层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官府的压迫与地主的催逼，如同两块巨大的磨盘，将人碾成粉末。
求生本能催生出反抗，而反抗又被污名化为“盗匪”。
于是，地主需要武装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并镇压反抗；而活不下去的人，则更容易被“弥勒降世”“摧富益贫”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所吸引，投身白莲教，以求一条生路。
这是一个残酷的闭环，唯有一方倒下，或双方都杀得无力了，才能暂时停下争斗。
江西虽多洪灾，但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为何会成为白莲教弥勒宗最顽固的巢穴？
答案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压迫与绝望之中。这不是简单的“愚民被邪教蛊惑”，而是生存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江西境内，现在还有多少白莲教骨干？”
两年前，宋军刚刚渡过长江，尚未攻下江州路，邹用中的家乡瑞州路新昌州百姓就群起响应，两度攻破州城，杀了一批又来一批。
彼时，邹用中就曾怀疑过自己这些年坚守的信念。徐宋覆灭后这么快又卷土重来，更让他明白以杀止杀只能治标，想要断绝白莲之祸，还是要从稳固根基入手。
——这也是他看好石山的原因之一，天下各反元势力，只有汉王从始至终顾念民生。
“若以真骨干信徒论，两年前伪宋席卷江西时，他们就基本浮出水面相继作乱，此后或死在了作乱中，或如史普清之流，兵败后带残军逐步退入江北。
但若论心中暗藏弥勒之念，对现世充满怨愤的潜在信众……”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