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讲到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言必称五姓七望。而这七家当中，单单望出河北的便有足足四家。
五姓七望还仅仅只是中古世族的后起之秀，是与北魏上层合流的汉人世族。而在其之前，河北豪强世族称雄乡里的历史便已经是源远流长。
这些世族无论如何标榜诗书经义文化等各种标签，但他们无一例外首先得是乡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而后才会有其他各种发展空间。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建树。
河北世族扎堆，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掌握在少数的世族名门手中。
至于那些失去了土地产业的河北百姓们，就只能自谋生计，要么依附这些豪强世族，为其仆佣佃户，要么就努力钻研学习各种手工技艺，掌握耕织之外的其他谋生手段。
除此之外，河北地区长年战乱也使得手工业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五胡乱华时期，河北乃是诸胡斗争主要的战场，汉人百姓们难以安稳进行耕织生产，只能聚居在一些坞壁当中抗拒躲避诸胡武装的侵害。
这些坞壁通常空间有限，没有太丰富的生产资料可供操作，只能进行一些手工业的生产。
而且相对于依赖土地的农耕劳作，手工业生产也便于灵活转移，只要有技艺在身，随时都可以转移避祸，到了哪里也可以聊以糊口，不必受土地的捆缚。
所以河北的手工业发达，除了因为河北百姓勤劳智慧之外，同时还体现出了人们在面对灾祸时那种坚韧不拔、努力求生的宝贵精神。
除了手工业比较发达之外，张岱还发现河北道的供进簿远比其他地方长得多。
大唐除了基本的租庸调等常税之外，另外还有土贡一项。所谓“划野分州，任土作贡”，收纳天下各地土产以为贡物，也是封建王朝长久以来的一个聚敛方法。
土贡每年冬至、元日由诸州朝集使携带入朝上贡，后期又加上了端午、帝王生日等节日。诸如《水浒传》中著名的“生辰纲”，就是梁中书筹办进献给其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而帝王的生日礼物自然要更加丰富和贵重。
按照《通典》的记载，大唐“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历代皇帝也都一再要求，诸州所贡唯取当地所出，务求稳便，不可扰人。
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同在《通典》记载中，定州岁贡细绫一千两百七十匹，并有其他各种高档织物与其他杂类贡献，显然不可能只值五十匹绢的价格。
地方上的州县官员们为了讨得君王欢心，往往加大贡献力度，除了当州所出土产，同时还会到其他地方去购买珍货以进献于上。像在天宝年间，诸州贡赋便都折造贵重轻货进献于上，哪里还有什么任土作贡的概念！
正是因为各种贡献频频违规，所以历代帝王才屡次下诏强调任土作贡这一原则，但实际上效果还是非常的有限。
在这方面地方官们主打一个不听劝，不只不听劝，而且还非常的卷，变着法儿的聚敛州人、进贡媚上。总归提供这些贡物的又不是他们，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这又何乐而不为？
诸州负责筹办这些贡物的人家，就被称为供奉户，名列供进簿当中。每当需要征缴贡物的时候，州县官府就会向这些人家征取相应的物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一篇名传后世的散文《捕蛇者说》，其中所讲的捕蛇者蒋氏，一家三代世传其业，冒着生命危险逮捕毒蛇以上供，就属于供奉户的一种。
河北物产丰饶，同时手工业比较发达，因此诸州名列供进簿中的手工匠人也是非常的多，每州都有个百十家、多的则有上千户。
这些人所需要进贡的物类也是五花八门，既包括绫缣绢紬等各种丝织品，同时还有人参、鹿茸、麝香、梨、瓜等药材香料与水果，以及瓷器、纸墨、刀、弓等各种手工制品。
种类繁多且数量不菲，每一种贡品都对应着一些供奉户，这些人家通过缴纳这些贡物来免除常赋与其他的各种杂征。
其他的地方倒是也有供进簿的存在，诸如蜀中的织锦户、河南亳州、宋州以及曹州的绫锦家等等，但无论是总量还是进贡的种类，仍是以河北道名列前茅。
所以在都畿道与河南道的时候，张岱也并没有将供进簿这个问题单独拎出来加以审查，只是合并在了匠籍、市籍等工商业中。
但是在看到河北道的供进簿之后，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将供进簿作为单独一项内容加以审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