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纽约时报》摆上报摊、书店的货架，没有插图的电子版《纽约时报》通过卫星网络推送到每一个赫斯特电子商店。
名为亚马逊的公司已经注册，但线下的门店和品牌运营还没有开始，赫斯特这个名字拥有更高的知名度，所以门店暂时仍然叫赫斯特。
珍妮甚至觉得，在阿美莉卡，即便他们改名了，在很漫长的时间里，它的外号仍然会是赫斯特黑屋，而不是什么亚马逊小屋。
纽约还没有完全醒来。
街边的雪没有落下来，只在空气里积着一层湿冷。
人们路过报摊的时候，报摊老板会热情地介绍：“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文章，教授亲自写的，配的插图是教授手稿。”
光是说到教授，行人们就开始把手往怀里掏了，掏钱买单。
这里是纽约，这里是教授的地盘，这里是仅次于亨茨维尔的地方，以弗雷德为首的纽约人无比相信，教授退休之后会回到纽约养老。
这也是论坛上，哥廷根人和纽约人讨论的经久不衰的话题：教授老了会在哪。
哥廷根人自然对纽约人的观点不服气，凭什么是纽约？霍克海默教授老了之后都回法兰克福安享晚年了，教授怎么可能会呆在纽约这充满铜臭味的地方。
行人们看着这封教授的手写信，标题旁边，配了图片，那是从亨茨维尔通过图片电传送到《纽约时报》的亲笔稿。
英文读者不一定看得懂中文，可那几行方块字仍然让版面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重量。
杨振宁是在石溪分校的办公室里读到这篇文章的。
他原本只是把报纸摊在桌上，准备快速看一眼M1返回和华国登月的报道。
秘书送咖啡进来时，他正停在林燃的文章前，手按在“我欢迎华国进入载人登月时代”那一段上。
办公室很安静。
窗外是长岛冬日的灰色天空，远处树枝光秃，校园道路上只有零星学生裹着大衣匆匆走过。
杨振宁读得很慢。
读到最后那句时，他摘下眼镜，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前一夜陈省身公寓里的情形。
想起李政道坐在另一侧，想起两个人隔着半间屋子的茶水、点心、旧书和十几年没有说出口的话。
想起陈省身的缓和，想起那卷凌晨四点才送到的登月录像。还有那面在静海展开、在黑白电视里显得深灰的旗。
十一年了。
一个人若和另一个人怄气一年，可以说是争执；怄气三年，可以说是伤口；怄气十一年，便已经变成了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别人安排座位时要绕开，活动主办方发邀请时要试探，华人学术圈里的人提起他们，也总会在心里提前分出两条路。
他和李政道在昨天确实缓和了，但那只是表面上的缓和，那只是在当时氛围下，他们之间的和缓。
杨振宁知道，裂痕不是那么容易就弥补的。
可看着这篇文章，他想起他们一起做宇称不守恒的日子，他们当年确实是能问“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朋友，是工作上的战友，生活中的挚友。
杨振宁重新戴上眼镜，从抽屉里取出两张便笺。
第一张，他写给李政道。
字不长。
“政道：
今晨读教授文章，颇有所感。昨夜于省身兄寓中，未能多谈。若无他事，今日午后可否来石溪一叙？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振宁
他写完后，看了几秒，又在末尾补了一句：
若不便，我亦可赴哥大。”
第二张，他写给黄运基。
“运基兄：
十三年前，兄曾采访教授、政道与我，文章题为《华人之光们》。昨夜华国登月，今晨教授以唐诗寄意，旧事忽在眼前。
今日若政道兄愿来石溪，烦兄作一见证。无需大张旗鼓，只请带纸笔。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杨振宁”
写完，他找来校工，麻烦他们务必寄到哥伦比亚大学和美洲华侨日报的报社总部。
（PS：1973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是星期二，因此12月26日也就是当下是星期三，是工作日。）
信送出去后，杨振宁没有再看报纸。
他站到窗前，看着校园里灰白的树影。
办公室里的暖气很足，可他仍然觉得有些凉。
人到了这个年纪，许多决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轰鸣声。
它们往往只是一封信笺，一个下午，一句从诗里借来的邀请。
李政道的回信比他预想中更快。
中午前，哥伦比亚那边打来电话。李政道本人没有多说，只让秘书转告：
“午后三点，石溪见。”
黄运基同样只说了一句：“杨教授，您放心，我一定到。”
下午三点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园更冷了些。
天空阴沉，真有要下雪的意思。
李政道抵达时，穿一件深色大衣。
他从车里下来，抬头看了一眼物理楼，没有急着进去。
黄运基比他早到十分钟，手里夹着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肩上还挂了个相机包，站在楼门口等他。
十三年前，黄运基还年轻些，跑新闻跑得很勤。
那时候，他采访林燃、杨振宁和李政道，写了一篇《华人之光们》。
“黄社长，好久不见，你是稀客啊。”李政道看到黄运基，小步快走迎了上去，整个人显得有些意外。
黄运基脸上也写满了惆怅和岁月的痕迹：“是啊，我也是被杨教授喊来的。”
“当年我采访了你们三人，那时候的文章放在今天看来有些陈旧，当时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写得有点浮夸了，但好在效果不错，在华人圈里反响热烈，很多当年的华人小孩如今成了华人大学生，都拿你们当榜样。”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好像写的还是保守了。”
李政道听到后也很是感慨：“当年他还没有在航天领域崭露头角，只是哥大一名声名鹊起的华人教授，做的题目很有名，很大，菲尔兹奖近在眼前。”
“用华人之光来形容，确实不为过。”
“数学界的菲尔兹相当于其他领域的诺贝尔，我们当年都很年轻，用华人之光，我也不是谦虚，确实很合适。”
“只是谁能想到短短十三年过去，教授能有今天的地位和今天的影响力呢。”
黄运基还想再感慨两句，杨振宁的秘书已经走到他们身边迎接他们上楼了。
二人只好把感慨就此作罢。
杨振宁亲自到门口迎他们。
李政道看见他时，脚步停了一下。
两人隔着几步，谁都没有立刻说话。
黄运基站在旁边，忽然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条结冰的河面上，脚下每一寸冰面都可能碎裂。
杨振宁先开口：“政道，路上冷吧。”
李政道点了点头：“还好。没有下雪。”
杨振宁笑了笑：“看样子快了。”
杨振宁把他们领进办公室。
桌上已经摆好茶、咖啡和一小瓶红酒。
旁边有一只电炉，炉丝暗红，轻轻散着热。
黄运基看到电炉，心里一动，想到了今天早上看到的纽约时报。
他早上看到林燃亲笔信的时候内心有很多想法，总结一下就分两点：第一点写得真好，第二点是怎么没刊登在《美洲华侨日报》上。
杨振宁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像什么。
红泥小火炉，美国办公室里自然没有红泥，只能用电炉代替。
红酒嘛也不是新醅酒，但意思到了。
李政道也看见了。
他的目光落在电炉上，没有说破。
三人坐下后，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黄运基打开笔记本，拔开钢笔帽，等待着二人开口。
他知道这种场合，最不能催。
杨振宁把一份《纽约时报》推到桌中央。
“教授这篇文章，你看了吗？”
李政道点头。
“看了。”
“写得很好。”
“是。”
这两个字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杨振宁像是早有准备，他没有绕太多圈子，直接说道：“我请你来，是因为昨夜和今晨的事，让我想起很多过去。”
李政道看着他。
杨振宁继续道：“我们之间的嫌隙最早能追溯到十六年前的斯德哥尔摩，十三年前的纽约客杂志又再度激化，到今天再谈，许多细节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记忆，也有各自的委屈。讲出来，未必能说服对方，也未必对旁人公平。”
黄运基低头，在本子上写下第一行：“杨先生先言：旧事，细节已不足以使人互信。”
李政道沉默片刻，“你说得对。”
杨振宁看向他。
李政道说道：“很多事，即使现在重新讲，也只会回到原来的地方。谁先说了什么，谁改了什么，谁觉得被伤害，谁觉得被误解。讲来讲去，还是两个人的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