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八日，希尔顿酒店顶层的“长江厅”包厢。
陈耀豪提前到了十分钟，此刻正站在窗前，俯瞰着金钟道上午的车流。侍者刚撤走咖啡具，门被准时推开。
米高·嘉道理走进来时，脚步有些许迟滞——这是他第一次在谈判桌上面对陈耀豪，而非财经报纸的照片。
眼前这位华人比想象中更年轻，深蓝色西装没有系领带，衬衫第一颗纽扣松开，随意得像在自家书房会客。
“米高先生，请坐。”陈耀豪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两人在长桌两端落座。距离恰到好处——既不会显得亲密，又不必提高声量。
“我开门见山。”陈耀豪没有寒暄，“决胜资本作为中电第二大股东，要求按照持股比例获得两个董事会席位。
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
米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两个席位？陈生，你这是要改朝换代。”
“不，是引入制衡。”陈耀豪身体微微前倾，“一家健康的上市公司，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过去五十年，中电的董事会像嘉道理家族的家族会议——这成就了稳定，也造成了停滞。”
“停滞？”米高冷笑，“我们点亮了九龙、新界七成的家庭，建起了亚洲最先进的发电厂。”
“然后呢？”陈耀豪的声音依然平和，“股息跑不赢通胀，海外拓展止步于纸面规划。
米高先生，资本市场最公平的一点是：数字不说谎。”
包厢里安静下来。
“陈生，”米高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某种近乎悲愤的质问，“你已经是香港新贵，何必非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嘉道理家族在香港经营了百年，我们和这座城市，可以说是共生。”
“共生？”陈耀豪接话，眼里闪过一丝锐光，“那米高先生是否记得，1928年嘉道理家族收购‘九龙电灯’时，原股东林氏家族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失去祖业的？
或者1956年，你们趁地产低潮吞并‘新界供电’时，那些华人股东有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
“商场从来是丛林。只不过过去一百年，持猎枪的一直是你们。现在，轮到别人拿起枪了——而规则，还是你们定的规则。”
米高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对家族早期的收购史并不熟悉。
那些辉煌往事在家族传说里总是被美化成了“扩张”“整合”，从没人提过“吞并”二字。
“我今天约你，”陈耀豪语气放缓，“是希望在股东大会前达成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案。你们让出经营权，保留部分股权。半年后，我们可以按市价收购你们手中剩余股票。这样嘉道理家族能带着尊严和资本离场，而非……”
他没有说完。但米高听懂了弦外之音：而非在资本绞杀中，被碾成粉末。
“不可能。”米高站起，说道：“中电和大酒店是我们的根。我们宁可战至最后一分钱，也不会拱手让人。”
陈耀豪没有起身。他端起早已凉透的茶，啜了一口：“米高先生，你父亲今年六十八岁，你四十五岁。
如果这场仗打下去，输的不只是钱，还有你们家族三代人积累的所有声誉。
在股东眼里变成负隅顽抗的固执者，在员工心里变成导致公司动荡的罪人，在香港商史上……变成那个跟不上时代的旧派商人。”
他放下茶杯，瓷杯与托盘碰撞出清脆一响：“体面退场，还是狼狈出局？这个选择，你们还有最后二十天时间。”
米高走到门口时，陈耀豪最后说了一句：“替我向罗兰士爵士问好。告诉他。”
门被用力关上。震动的余波在包厢里回荡了片刻，最终归于寂静。
陈耀豪独自坐在长桌尽头，看阳光在桌面上缓缓移动。侍者悄悄进来换茶，他摆摆手，示意不必。
谈判破裂在意料之中。
百年家族的骄傲，不会在一场对话里瓦解。
…
…
…
铜锣湾利园。
利啸和坐在书房的高背椅里，手边摊着未看完的《南华早报》，财经版上关于中华电力收购战的报道还墨迹未新。
他本想读完，眼皮却像灌了铅般沉重，既然打起了瞌睡。
利啸和1910年出生，今年已满70岁，但一直以来，他不服老，以为自己很年轻。
六点一刻，利夫人推门进来：“先生，晚餐备好了。”
他睁开眼，世界在最初几秒是模糊的色块。撑着书桌起身时，踉跄半步，差一点摔倒。手杖尾端的金属包头在柚木地板上划出短促的尖响。
“先生！”利夫人快步上前扶住他手臂。
“无碍。”利啸和站稳，摆摆手，“坐久了，腿麻。”
餐厅里，水晶灯将长条餐桌照得熠熠生辉。
佣人已布好八菜一汤，都是利家几十年的老规矩。
但今晚，他看着那些精致的器皿与食物，胃里却泛起一阵莫名的空虚。
“宪滨有说何时返港吗？”他忽然问道。
利夫人正在盛汤的手顿了顿：“他上月才回澳洲打理酒庄，不是你说让他不必常回来的吗？”
“是吗……”利啸和喃喃。记忆像有了细小的裂缝，有些片段正悄然滑落。
他依次问起在加拿大的二女蕴莲、在社交场活跃的三女蕴珍，甚至问起了早已分家的大哥利泽铭。
利夫人一一应答，语气如常，心里却渐渐升起一丝异样——丈夫从不会在饭桌上如此琐碎地询问家人近况。
七点五十分，利啸和放下碗筷：“我先歇了。”
利夫人看着他上楼的背影，那背影在楼梯转角的光影里显得格外单薄。她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对佣人吩咐：“给先生温一杯参茶送上去。”
九点十分，卧室里异常安静。
利夫人放下手中的《明报周刊》，侧耳倾听——没有熟悉的鼾声，没有翻身时床架的轻响，只有一种过于深沉的寂静。
她轻轻走到床边，台灯调至最暗的光线下，丈夫的脸色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灰白。
“先生？”她碰了碰他的手，冰凉。
“先生！”声音陡然拔高，手指颤抖着探向鼻息——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像一部失速的默片：拨打急救电话时按错两次号码，呼喊住家保姆的声音变了调，让司机备车时撞倒了玄关的青瓷花瓶。
她抓起电话，先打给远在悉尼的儿子，又打给半山的大哥利泽铭，最后打给了堂弟利国韦。
每个电话里她都重复同一句话：“快来，快来养和医院……”
救护车的蓝光划破利园寂静的夜色。担架床轮子碾过鹅卵石小径时发出规律的咔嗒声，像某种倒计时。
养和医院急救室的门关上时，利国韦刚好赶到。这位日后将执掌希慎兴业的利家第三代，此刻还穿着晚宴的礼服，领结歪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