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大院门口那张大红纸，当天就围了一圈人。
红纸上用毛笔写着招工的条件和流程，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一看就是公社里写字最好的那个人写的。
陈晨没有细看，扫了一眼就骑车走了。
他的事已经定了，这张通知跟他关系不大，而且去了厂里，就知道详细情况了。
但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
到了厂里，孙维民已经在办公室里了，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翻来翻去，脸上带着兴奋劲。
“招工通知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全厂第一批，一百五十个名额，各个公社加起来九十个，剩下六十个从临时工里选。”
孙维民对这些数字门清，供销科跟厂办走得近，消息比别的科室灵通。
“你们公社分了多少？”
“十五个。”
“十五个不少了，有些公社才七八个。”
马德厚在旁边听着，没有参与闲聊，低头翻着他的账簿，但他的耳朵没闲着，该听的都听到了。
上午照常干活，但整个厂区的气氛跟往常不一样了。
工地上的临时工们干活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嘀咕，话题只有一个：
招工。
谁的成分好、谁的年纪合适、谁干活表现好、谁可能选上谁可能落空，翻来覆去地猜。
有几个干活最卖力的，今天干得更卖力了，搬砖搬得飞快，像是在跟谁较劲似的。
也有几个平时吊儿郎当的，今天也突然精神了不少，大概是觉得关键时刻得表现一下。
人之常情。
铁饭碗摆在面前，谁不想够一把。
傍晚回到村里，气氛更热了。
公社门口的大红纸跟前还围着人，有的在抄条件，有的在互相对照自己够不够格，有的蹲在地上掰着手指头算年龄。
陈晨路过的时候听到两个人在争。
“成分肯定我够啊，三代贫农，查到祖坟都干净。”
“光成分够有什么用？你大字不识一个，去了厂里干啥？”
“搬砖也是干啊，力气我有的是。”
“人家招工要识字的优先，你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
“那……那我回去让我儿子教我写。”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黑脸膛，手掌像蒲扇，一看就是干了半辈子庄稼活的壮劳力。
他不识字，但力气大，搬砖扛包没问题。
旁边那个瘦一些，三十出头，是村里小学念过几年的，会写字会算数。
两个人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短板，争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来。
回到家，林月芳也在念叨。
“钢铁厂招工的事你听说了没？村里好几家都在报名呢。”
“听说了。”
“你姐夫那边怎么样？能转正吗？”
“应该能，他在厂里干了好几个月了，表现不错。”
“那就好那就好。”林月芳念佛似的念叨了两句，“你姐夫要是能当上正式工，你姐的日子就好过了，小虎还那么小，总得有个稳当的进项。”
“我姐一个正式工也够了，娘你别跟着操心了。”
陈晨有些无奈，其实陈晓娟一个正式工，已经比绝大多数家庭要强了，这年头双正式工的家庭太少了，华北比不了东北。
陈阳在旁边插了一嘴：“哥，你已经在厂里了，算不算正式工？”
“算。”
“那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三十二块五。”
陈阳的眼睛瞪圆了，他已经懂钱的购买力了。
三十二块五，在这个年头，在农村，算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村里壮劳力干一年挣的工分折算下来也就几十块钱，陈晨一个月就顶人家大半年的。
“哥你好厉害。”
“还行。”
其实他心里清楚，三十二块五是供销科科员的标准工资，不算多也不算少。
马德厚拿的是五十多块，孙维民四十出头。
在厂里，正式工的工资从最低的学徒工二十来块到最高的八级工七八十块不等，差距不大，但很分明。
重要的不是工资，而是附带的东西。
粮食定量供应、工作服、劳保用品、医疗费报销、住房分配，这些加在一起，比工资本身值钱得多。
还有一样最关键的，户口。
进了厂就是城镇户口，不再是农村的了。
这个身份的转变，在这个年代，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几天，招工的事成了整个公社的头等大事。
刘福生忙得脚不沾地。
十五个名额，报名的有七八十号人，刘福生先按条件筛了一轮，年龄不够的刷掉，成分有问题的刷掉，身体不行的刷掉，筛完还剩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人争十五个名额，将近三比一。
成分这一关是最硬的。
贫农和下中农的子女优先，中农的靠边站，地主富农家的想都别想。
这个标准听着简单，执行起来却有不少灰色地带。
有些人家的成分本来就有争议，解放前的事说不清楚，土改的时候定的成分也未必准确。
有些人家虽是三代贫农，但自己有过一些“不良记录”，比如跟黑市沾过边、说过不该说的话、被点过名。
这些事翻出来不翻出来，全看怎么操作。
刘福生的态度很明确：按规矩来，不开后门。
“谁来找我说情都没用，条件够就上，条件不够就等下一批，公社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这回要是出了岔子，以后的名额还要不要了？”
话虽这么说，但陈晨知道，完全不走人情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名额的分配都牵扯着人情世故。
谁家跟队长关系好、谁家在公社出过力、谁家的成分最过硬、谁家背后有人说话，这些看不见的因素全都在起作用。
刘福生能做到的是在大面上公正，细节处的偏差他控制不了，也不可能完全控制。
招工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段老虎在厂里找到了陈晨，叫上他一起回家吃饭。
陈晨笑了笑，也没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