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逃出生天的庆幸，有对现代医学的信心的恢复。
“谢谢，陈医生。”他最终低声说道，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诚恳。
陈锦涛走出路易斯的病房，看着走廊里依旧忙碌和焦虑的景象。
生的希望，因为一个同行者的康复，似乎变得真切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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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
圣安娜医院那勉强维持的体面与秩序，如同被重锤击打的琉璃，彻底粉碎。
新增病人的数量不再是缓慢攀升，而是呈现出一种令人绝望的井喷。
医院主楼入口处一片混乱，装饰华丽的马车与普通出租马车挤作一团，堵塞了所有通道。
咳嗽声、哭喊声、焦急的质问声混杂在一起，昔日宁静肃穆的医院前厅变成了嘈杂的集市。
担架不够用了。
一些症状较轻，或身份不够显赫的病人，只能由家人搀扶着，踉跄地走向那栋已被视为“生死线”的后院隔离副楼。
穿着制服、戴着口罩的保安人员组成人墙，艰难地维持着最基本的秩序，他们的眼神里也充满了疲惫与恐惧。
后院副楼早已超出了其设计容量。
走廊里临时加设的病床一张紧挨着一张，连转身都显得困难。
空气中酒精的气味浓烈到刺鼻，却依然盖不住病人身上散发出的汗味、药味，以及若有若无的、属于疾病的腐败气息。
一位穿着丝绸长裙的贵妇紧紧攥着手帕，捂住口鼻，眼神惊恐地看着身边一个不断剧烈咳嗽、衣着普通的中年男人，身体下意识地向后缩，仿佛靠近一些就会被传染。
“没有房间了！单间早就没有了！”
一个行政人员对着一位试图为自己父亲争取更好环境的中年绅士绝望地喊道，“能有个床位就已经是上帝保佑了！”
护士们的身影在拥挤的病床间穿梭，几乎是在小跑。
她们的白色护士服上沾着药渍，护目镜因呼吸而蒙上雾气，动作因极度疲惫而显得有些僵硬。
她们重复着测量体温、分发药物、更换口罩的流程，面对家属焦急的追问，只能报以疲惫而无奈的摇头。
“氧气！三号床需要氧气！”
“医生！医生呢？我父亲的药吃下去就吐了！”
“谁来帮帮他，他喘不过气了！”
呼喊声此起彼伏。
陈锦涛站在副楼二楼的楼梯口，俯视着楼下这如同战场伤员集中营般的景象。
他的脸色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天空。
医院的负荷已经达到极限，药品消耗速度远超补给，更重要的是，医护人员的身心也濒临崩溃。
“陈医生，”
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是护理部主任，她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们至少还需要二十名护士，但现在没人愿意来。我们自己的人，也倒下了好几个。”
陈锦涛没有回头，只是缓缓点了点头。
他看到楼下，那位曾坚决拒绝祝福的财政副大臣夫人，正虚弱地靠在女儿身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而那位最早接受祝福并康复的小少爷，已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生与死，接受与拒绝，希望与绝望，在这拥挤、嘈杂、气味混杂的空间里激烈地碰撞、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