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这番话，会场再次陷入一片深沉的静默，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要知道，对于这桩陈年积案，专案组此前已进行过多次研究与分析，大家的共识始终倾向于：案中所呈现出的那种控制与杀害行为，绝非一人所能独立完成。
从常理推断，当一个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时，所爆发出的反抗意志与身体潜能往往远超平常。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狗急尚会跳墙”，何况是具备强烈求生本能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抵抗能力会急剧攀升，制服与压制对方将变得异常困难。
具体到此案，两名死者中尤以男性死者体格较为强壮，且长期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
有经验的人都清楚，常年干农活的人，肌肉力量与耐力往往优于常人，其反抗时的激烈程度与持久力，绝非轻易能够压制。
因此，从控制难度上看，单人作案的可能性被认为微乎其微。
此刻，江安目光缓缓扫过会议室，注意到不少人正低声交谈、相互交换意见。
他顿了顿，以平和的语气补充道：“当然，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基于现有材料的一些初步想法，未必完全准确，最终还需等待更多证据浮现、真相彻底查明之后才能定论。”
尽管措辞委婉，但在座众人都明白他话中的分量——尤其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提出，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
随后，江安转向侯处长，态度谦逊地说道：“侯处，以上是我对本案的一些基本看法，可能存在不少疏漏与不足，还请您和在座的各位同行、前辈多予指正。”
“各位经验丰富，见识远比我深厚，我刚才所言，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
侯处长听罢，轻轻点了点头，嘴角泛起一丝认可的笑意。
他开口说道：“刚才江队长提出的三点分析，我完全赞同。”
“这个案子前期我也多次参与研讨，对其中的细节与侦办过程的艰辛，我深有体会。”
”但不得不承认，今天江队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以往我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多人作案’与‘仇杀动机’这两点上，尤其是关于胎儿分娩过程中的种种疑团，始终是争论的焦点。”
“然而，经过江安刚才的梳理与分析，我认为这个思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至少与此前的几次案情讨论相比，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
他稍作停顿，继续沉稳地说道：“接下来，我也想简单谈几点个人看法。”
“我认为，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或许可以沿着江队长提示的三个方向展开：第一，要重点深入挖掘两名死者之间的感情关系，必须挖深、挖透，哪怕追溯到他们初中阶段甚至更早的情感萌芽——例如早恋或暗恋经历——也不容忽视。”
“我们都知道，正常的情感关系往往是公开的，但也存在一种深藏于心的‘暗恋’，这种情感有时反而更加执着、更加刻骨铭心。”
“因此，在调查情感线索时，务必像剥洋葱一般，一层一层深入，直至触及最核心的真实。”
“第二点，我想重点谈谈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刻画问题。”
“刚才江安同志的分析确实非常深刻，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在这起案件中，凶手所展现出的残忍程度，特别是针对胎儿的行为，已经完全违背了我们基本的人文道德与人性伦理。”
“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看，这种行为模式已经超出了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可以说是一种对人伦底线的彻底践踏。
“我从事刑侦工作已经将近二十年，在这四十年里，我参与侦办过大大小小无数案件，也亲手抓捕过不少丧心病狂的罪犯。”
“然而，像本案凶手这样冷血、这样残忍的作案手法，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却是极其罕见的。”
“坦白说，虽然之前几次案情分析会上，“残忍”这个词被多次提及，但我对其背后的含义体会并不算特别深刻。”
“直到刚才，听了江安对胎儿分娩过程的具体分析，我才真正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寒意。”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更加确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心理极度扭曲、行为极端异常的凶手。”
“从我们掌握的尸检资料来看，胎儿皮肤真皮层及以下组织出现大面积出血甚至凝血块，这说明施加的外力非常强大，作用过程也十分剧烈。”
“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挤压行为发生时母亲是否还有生命体征，但至少可以推断，她当时很可能已处于濒死或昏迷状态，毫无反抗能力。
“因此，在刻画本案犯罪嫌疑人范围时，能做出如此行径的人，极有可能存在严重的精神心理异常，例如罹患精神分裂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处于某种病态的偏执、妄想状态。”
“这种人可能表面与常人无异，甚至具备一定的日常生活功能，但其内心世界却扭曲且充满暴力冲动，在某些触发条件下，会爆发出极端残忍的行为。”
说完这番话，他将目光投向陆局长和张彪，等待他们的回应。
张彪左右看了看，最终将视线落在陆局长身上。
陆局长缓缓收回目光，清了清嗓子，沉稳地说道：
“刚才侯处长和江队长所做的分析，对我而言，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也解开了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大石、一道旧伤。”
“这个案子从最初接手侦办开始，我总隐隐感觉我们的侦查方向可能存在某种偏差，但一直未能明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如今回头再看，我们或许确实在一条错误的路径上坚持了太久——整整十年，我们反复深挖、不断排查，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
“而这十年的僵局，反过来也印证了我们当初的方向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走入了误区。”
“今天侯处长和江安同志提出的指导意见，非常深刻，也极具建设性，我们完全接受，并且必须彻底贯彻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要求专案组全体成员，立即按照两位专家提出的思路，调整侦查策略，将心理画像、精神异常排查提升到与关系网调查同等重要的位置。”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梳理两名被害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情感层面与私人往来；另一方面，要组织力量对案发地周边区域进行系统筛查，重点排查曾有精神病史、心理诊疗记录、行为异常或具备极端心理特征的人员。”
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才结束。
当大家陆续走出会议室时，早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不少人忍不住揉着太阳穴，或是捂着空瘪的胃部低声抱怨。
一行人几乎是冲进食堂，匆匆忙忙扒了几口饭，饭菜的滋味还没来得及细品，就又匆匆收拾好装备，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外出调查中。
张彪迅速集结了刑侦队的队员，将他们分为六个小组开展排查。
十分钟后，张彪驾驶警车，带着自己小组的三名年轻警员驶入街道。
车刚开出没多远，坐在副驾驶的一位年轻警员就按捺不住好奇心，侧身问道：“张队，会上江队长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可我心里还是有些没底——您觉得咱们这个调查方向真的靠谱吗？”
张彪脸上没什么表情，目光笔直地投向车流前方，双手稳稳握着方向盘，沉默片刻后才开口：“现在说对错还为时过早。”
“不过既然专家这么部署，我们照做就是。”
“上面有上面的考量，我们执行到位最重要。”
这话一出，后排两名警员忍不住笑出了声，其中一人打趣道：“专家动动嘴，咱们跑断腿，这不就跟‘搬砖’一样嘛！”
张彪却微微摇头，语气认真起来：“话也不能这么说。”
“刚才在会上，我觉得江安的分析其实很有见地。我虽然不是法医专业，但他对案发现场的推断、对痕迹的解读，听起来逻辑严密、层次很深，不像凭空臆测。”
旁边的警员接过话头，半开玩笑半质疑地说：“队长，他一个资深法医，在咱们这些外行面前要是存心忽悠，那不太容易了吗？”
“忽悠？”张彪顿了顿，“我看不像。”
“江安的业务功底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