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室里，面对钟山的这份手稿，阿瑟·米勒隐隐期待。
钟山递给他的是一份用英语写成的手稿，看起来阅读没有障碍。
至于旁边的刁光谭和曹宇，拿到的则是中文手稿。
只是接过手稿的时候，看看身旁的两人，阿瑟米勒也有点意外和困惑。
为什么这份手稿递到刁光谭、曹宇手上的时候，这两个人看了一眼题目就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
他低头看看自己手里这份，英文标题很简单：《MuLan》
“母蓝？”
他尝试着读了读，发现旁边几人都笑了。
他不由得开口询问，“你们好像对题目很熟悉？”
曹宇笑着解释道，“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题目，是一个很著名的古代人物。”
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根本不需要多说，几乎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熟到连常香玉的“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这句唱词都是天下皆知。
阿瑟·米勒闻言，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
他在人艺看过几出戏，王昭君、蔡文姬这些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古代人物，但是作为话剧剧本，实在乏善可陈。
不过他还是心存侥幸，故意玩笑道，“该不会是女性人物吧？”
“哇偶！”钟山眨眨眼，“你猜得没错！”
这下阿瑟·米勒更加不安了。
不过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编剧，自己约的剧本，含着泪也要看完。
此时他已不再关注其他人的感受，而是忐忑地翻开扉页，开始阅读眼前的故事。
谁知他只粗略看了几页，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那些英文唱词是否押韵，仅仅是剧情设计，就已经大为惊叹。
这个惊叹并非是他从剧本里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创新，而是惊叹于钟山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编剧，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
这简直是在美国人的心巴上跳舞——只有死人才能不心动。
看着手里的剧本，阿瑟·米勒甚至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式故事。
对于钟山来说，既然是要去圈美国人的钱，音乐剧版本的《花木兰》自然是基于迪士尼的动画片改编来的。
在这个《花木兰》的故事中，花木兰是家中的独女，传统的家庭观念要求她做一个“女人”，相夫教子，三从四德，但她却性格活泼、粗心，对一切都不够适应。
相亲时媒婆怒斥她、不看好她，就连庙堂里的祖宗们也为此苦恼。
此时恰逢军队征召，花木兰干脆穿上了父亲的军装，替父从军。
这样的行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替父从军，更多的是追求女性的一种“身份自由”和自我实现。
从军后战友们嘲笑她、排挤她，训练时校尉不看好她，在被发现女性身份后被军队抛弃在雪山之上。
但是即便如此，她依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破解了困境、识破了匈奴的阴谋，最终在皇城之中，在同伴的帮助下杀掉单于、救下皇帝。
花木兰终于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读着这样的一个故事，钟山面前的三人心境截然不同。
阿瑟·米勒捧着手里的剧本，仿佛已经看到了《花木兰》在百老汇大受欢迎的情景。
1980年代初，恰好属于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尾声。
与后来打着女拳的旗号，实际上索要性别特权的小仙女们不同，这三十年的女性权益斗争属于真正的平权斗争。
女人们争取同工同酬，争取生育自由，争取投票权等等，基本属于社会权利的对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艺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地位也水涨船高，广受关注。
《不结婚的女人》、《矿工的女儿》、《女超人》……就连《异形》这样的科幻恐怖片里，最后活下来的都得是个女人。
对于后知后觉的好莱坞和百老汇来说，八十年代属于女性主义作品抬头的阶段，敏锐的资本家们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巨大潜力。
身在其中的阿瑟·米勒自然也有所感悟。
再看看手里这部《花木兰》，女性主义的叙事，富有东方神秘感的背景故事，音乐剧的表现手法以及老外最热衷的“中国功夫”。
这样一台音乐剧，几乎已经集齐了各种在百老汇流行的关键要素，想不火都难。
与此同时，这样的故事在刁光谭和曹宇看来，显然是对经典花木兰形象大刀阔斧的魔改。
原本花木兰替父从军是出于孝顺，而在这里，则被赋予了自我实现的意味。
原本花木兰从军12年没被发现女儿身，到了这里一仗没打完就暴露了，甚至还在军营里谈恋爱。
除此之外，剧情里更是增加了来自媒婆的“女性规训”，军营训练的细节内容等等。
而最后更是离谱，匈奴的单于跑到皇宫行刺，花木兰跑去皇宫守护皇帝，这显然已经是极度夸张和浪漫化的写法了。
不过好处就是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保持了饱满的张力，时间线也非常的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