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首都剧场的会议室里，坐在钟山对面的张星荣对于这样的展开同样有些唏嘘。
一切还要从两天前的一通电话讲起。
这一天，作为副厂长的张星荣刚去市里开完了会，正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
1982年的盐城无线电厂正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
作为一家无足轻重的地方国企，这家位于苏北的小厂以前只能靠组装收音机勉强维持。
到了1978年，生存愈发困难的电子厂决心丢掉脸皮，走上“拷贝忍者”的道路。
他们抛弃了之前不成熟的设计思路，直接仿制沪上知名的红灯牌收音机，然后挂上自己的商标开卖。
事实证明，只要敢于放下脸面，成功往往是迟早的事情。
虽然厂子的产品被本地的消费者嫌弃得不行，但在远离沪上的北方市场，居然大获成功。
看到山寨策略如此奏效，厂里再接再厉，通过逆向仿制日本三洋的卡式磁带收录机，成功“研发”出了自己的独家产品：便携式二波段单卡收录机。
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他们立刻组织了一批本地用户进行测试，很快发现，自己这款产品不仅比三洋的收录机质量好，价格甚至只有三洋收录机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产品造型深受欢迎，一经推出，就取得了不俗的销量。
但这点销量在厂领导的心中，还远远不够。
花了这么大心力搞逆向工程，如果只比原来仿制红灯收音机多赚那么一点点，那岂不是亏大了？
这么好的产品，该怎么迅速打开销路，这就成了厂里日思夜想的问题。
张星荣正靠在椅背放空心神，忽然办公室的小李敲门进来。
“厂长，有个燕京的电话。”
“干什么的？”
“额，说是……拉赞助。”
“又拉赞助？”
刚刚站起来的张星荣一听，干脆一屁股坐下，不耐烦地摆摆手，“就说我不在。”
自从前两年厂子效益好起来之后，职工们的工资、奖金发得厚了，厂长们说话也硬气了，社会上各种闻着味儿找过来“化缘”的人也多了起来。
今天这个拉赞助，明天那个求帮忙，一开始厂里还愿意掏钱。
只是这个三千、那个五千掏出去，到最后往往就是一行再小不过的感谢文字，名字还是盐城无线电厂，根本毫无宣传作用。
到后来，张星荣干脆一概不理。
哪知小李却面色犹豫，“可他说他是钟山。”
“中山，什么中山？孙中山？”
“就是前阵子到处传拿了国际大奖的钟山。”
“啊？写《黄飞鸿》那个？”
“对，还有《风声》！”
一听是自己喜欢的作家，张星荣再次站起来，刚要往外走，又停住脚步。
“别又是骗子吧？”
小李闻言，干脆问道，“要不然我给他挂了，另外给人艺要个电话试试看？”
“对！好主意！你去办！”
张星荣对此表示同意，再次坐下来等待。
半个小时后，小李又一次敲开门，“领导，确认了，真的是他。”
听到是名人联系，哪怕知道是拉赞助的，张星荣还是决心听听对方怎么说。
就这样，钟山终于接通了这通打了一上午的电话。
他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厂长，难道你不想让厂里的销售规模和营业额翻上三倍吗？”
张星荣寻思，我做梦都想。
可想想对面明明只是一个搞文艺的，他根本不信钟山能有什么好办法。
“我倒是想，可是难道你有办法？”
随后的二十分钟，在电话里，被钟山上了半堂现代广告宣传课程之后，张星荣确定自己遇到“真大师”了。
挂了电话，他立刻马不停蹄地往燕京赶。
恰好厂里有配货去徐州的货车，他干脆坐上副驾驶，一路摇摇晃晃颠到了徐州。
再从这里买了一张去燕京的站票，就这么风尘仆仆二十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燕京。
此刻看着眼前的面色平静的青年，张星荣有些不敢置信。
“您就是钟山？真年轻啊！”
“有志不在年高。”钟山笑着说，“贵厂1967年成立，到今天不也才15年吗，就已经是行销全国的大厂了。”
“不敢当不敢当……”
张星荣摆摆手，满眼的殷切和好奇已经遮掩不住。
“您说的这个广告和赞助，咱们具体谈谈？”
钟山看看一旁同样好奇的林钊华，干脆起身站在会议室的小黑板旁边，开始讲述自己的计划。
“现在的广告宣传方式，根本就弱爆了！我们要做的，是占领用户心智的现代品牌宣传片，而不是什么空洞的信息展示！”
事实上，广告这个产物才出现了两年多的时间。
自从1978年末，国家正式认定广告属于“市场经济”之后，广告投放行为才逐渐放开。
到了1979年初，沪上电视台播出了新中国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参桂养荣酒”，至此拉开了厂商通过报纸、电视打广告、做宣传的序幕。
只不过改开之初，整个社会都不知道广告应该如何做，所以现在的广告基本上就是干巴巴的信息告知。
往往一段广告，就是停留在用图片展示厂家大门口，然后就是产品参数、获奖情况、三包承诺，最多加上几句“质量优秀、欢迎选购”，就戛然而止。
“这种老套的广告，观众根本不爱看，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东西，难道你说好就是好？”
钟山说得唾沫横飞，对面的张星荣听得如痴如醉。
“优秀的广告，要用关键词汇占领用户的心智，让我们的产品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态度，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