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今天是大家最喜欢的超级二合一5100字大章！
晚上10：30分，山形县警察本部，特殊审讯室。
强光灯下，被捕的流浪汉——登记名为江头刚之，52岁——被固定在特制的审讯椅上。清洗后的脸依然粗糙苍老，眼神却不再只有疯狂，多了几分浑浊的清明与深不见底的怨毒。
上杉宗雪、山中警部、美川法医以及一位心理分析师在单向玻璃后观察。
白川麻衣则被特许在隔壁房间同步聆听，她对那“护身符”格外关注。
整个山形县警察本部都行动了起来，尤其是警察本部的竜田本部长，本人都在密切关注此事。
说起来，“竜”这个字很搞笑，看起来很像“龟”，但实际上这个字代表的是“龙”。
毕竟，龙，可是帝王之征啊！
但在日本，“竜”和“龍”实际上是混用的，日本人自己似乎也意识到“竜”这个字容易被人误会，而且感觉上不够霸气，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往往是小龙用“竜”大龙用“龍”，两个字明明是一个意思时常混用，却又有微妙的区分。
至于龟田这个姓氏，在日本当然存在，但实际上龟田这个姓氏来源是相当高贵的，或是来自于曾经的神道教名门度会氏改称龟田，或是来自于源氏小笠原流，或者是关东平氏的后裔聚集地，江户时代被封给佐竹氏，称为龟田藩，后面苗字必称令后此地的人便自称为龟田氏。
文化不同不用硬凑，在日本一向有龟鹤双寿之祝福，龟被认为是长寿、隐忍、健康的象征。
就好像上杉宗雪前世去访学的时候，北欧佬就不理解为什么他在考察现场戴着绿帽子结果一直被德国人屡屡瞩目而且嘲笑，绿色不是好转、安全、上升、健康的象征么？
上杉宗雪本来想亲自审问，但是被警察本部拒绝了，审讯由经验丰富的审讯官进行，语气平稳却带着压力。
起初，江头刚之只是低头沉默，或发出无意义的嘟囔。
但当审讯官出示从他窝棚铁盒里找到的、那枚用粗糙木头雕刻、涂着暗红色颜料、造型扭曲怪异的护身符时，他的身体明显僵住了。
“这是你的？”审讯官问。
江头盯着那护身符，眼神开始飘忽，呼吸变得粗重。
“捡的，在附近的废墟里找到的，我觉得好看，就戴上了。”江头说道，他声音沙哑，还有点恍惚：“戴上之后，感觉好多了。”
“你有什么奇怪的感觉么？还是说你……”上杉宗雪示意审讯官问道：“加入了某些邪教组织？”
“没有，我没有加入什么邪教组织，我只是觉得这个护符很有趣，符号很……总之戴在身上很舒服，我就戴着了。”江头刚之摇头，他冷冷地看着审讯官：“戴着它让我睡眠好了不少，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了，我从未想伤害别人。”
江头刚之的话瞬间引爆了现场警察的愤怒。
没想伤害别人？你TM开什么玩笑？？？
你把人家一个17岁的青春貌美偶像女孩先X后X，你说你没想伤害别人？
我TMD信你个戟把！
“嘛，无所谓你信不信。”江头刚之冷冷地看着这群警察，嗤笑一声：“反正就这样了，人是我杀的，事情是我干的，你们想知道为什么么？”
“都是这万恶的社会，万恶的体制！是这个体制杀死了那个小偶像！”
“都是这个腐朽国家的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完，江头刚之像是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江头刚之，今年52岁，曾是宫城县石卷市一家中型造船厂的钣金工。
二十余年工龄，技术扎实，沉默寡言，是典型的“企业战士”。
他的人生轨迹与日本东北地区无数中年男性重合：辛勤工作，供养家庭，相信“终身雇佣”的神话。
转折发生在七八年前。
日本的制造业公司逐渐因为产业转移和订单萎缩裁员，45岁的江头刚之赫然在列。
公司裁员的理由冠冕堂皇：“结构调整需要更年轻有活力的团队”。
他拿到一笔微薄的退职金，试图寻找新工作，但年龄和单一技能成了无法逾越的高墙，妻子开始抱怨，读高中的儿子也觉得抬不起头。
为此，江头刚之死要面子，只能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每天依旧早起，穿上工装，带着饭盒出门，假装去上班。
实际上是在公园、图书馆或廉价咖啡馆消磨一整天，傍晚带着疲惫的表情回家。他用退职金和打零工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体面的假象，内心日益枯竭。
但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理论上是不事生产的，而且日本社会对家庭主妇的福利也是年收入必须要在100万以下，才会由官方为其缴纳社保和医保并提供育儿补助，因此丈夫的收入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打零工赚的钱一年能有300万差不多了，和之前差距极大，很快退职金耗尽，零工不稳定，家庭矛盾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
彻底孤身一人的江头刚之，终于决定申请生活保护（低保）。
然而，他遭遇了日本社会福利体系中最令人绝望的环节之一——“水际作战”（水際作戦）。
前文已经说过了，这是日本地方县为了节约支出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毕竟日本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暂住证制度，而且理论上来说“租售同权”，因此不存在年轻人恶意进城打工和恶意返乡的问题，但是年轻人确实都跑到东京都城市圈、名古屋和京阪神工作去了，在那里交税，这些地方县市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而地方要负担的老人和育儿开支越来越多。
日本毕竟是地方各地自治自行民选知事和议员，不是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水际作战”应运而生。
这不是正式政策，而是一种基层福利事务所常用的、旨在减少申请人数的非正式手段：工作人员会以极其严苛、近乎羞辱的态度反复盘问申请者的财产细节、亲属关系、求职努力，提出各种难以完成的文件要求，并暗示“还有工作能力”、“应该靠家人”、“申请福利是耻辱”。江头刚之的请求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补充材料，一次次面对工作人员冰冷怀疑的目光和隐含的指责——“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反反复复之中，他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亲戚疏远，朋友消失，社会联结断裂。
五年前，他烧掉了所有身份证件，带着最后一点积蓄买的帐篷和睡袋，开始了真正的流浪，也就是所谓的“野宿型”流浪汉。
日本有不少流浪汉，但这些所谓的流浪汉一般指的是住在网吧或者公园窝棚、纸箱，会打零工，一个月会去领13万日元低保，每天固定去救济所和许多公益福利机构领取食物的流浪汉。
而江头刚之所谓的流浪，是从仙台到山形，沿着废弃的工厂和铁路线移动，像一片被工业化浪潮冲刷后搁浅在岸边的残骸的流浪。
“我等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没有载我们的船。”
江头刚之并不在乎自己能否得到理解，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原谅，他只是很想很想，很想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他渴望让别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不想带着这些屈辱和痛苦走进监狱。
现场的警察听了之后都沉默了，尤其是58岁距离退休不久的山中里斯警部。